• 《史记》导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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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导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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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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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生群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59509

出版时间2023-01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65元

货号R_12224991

上书时间202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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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节 史料取舍的原则 司马迁作史之时,天下遗文事靡不毕集。面对丰富而且繁杂的资料,他没有不加选择地堆砌成文,而是根据需要予以取舍裁择。《史记》取材原则的确定,与作者修史目的、宗旨和方法有紧密联系。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 一、注重天下兴亡 太史公创作《史记》,意欲“究天人之际,通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作者试图以史的形式,观察今盛衰的变化,探求治国之道。此一目的,决定了《史记》在取材上对国家治乱存亡的特殊关注。《留侯世家》说:“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张丞相列传》说:“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名有著于当世者。”这些人虽然位极人臣,但无益于成败治乱之数,所以作者毅然决定不为他们立传。相反,一些人物虽然地位没有丞相尊贵,却因有关国家政治,而得以在《史记》中占有一席之地。记载一人之事是如此,考察一国之事同样也是如此。《陈杞世家》说:“滕、薛、驺,夏、殷、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又说:“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云。”这些国家,国小力微,对历史发程影响不大,故作者略而不论。纵览《史记》全书,太史公载五帝、三王、春秋战国以秦汉,于存亡兴衰之际尤为留意,都体现出作者重视天下兴亡的取材原则。 二、成书流传者不论 对于有著作流行于世的人物,《史记》不取其作品,对他们的事迹,则分别不同况,灵活处理。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载其行事。《孙子吴起列传》云:“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也有类似的说明。二是论其轶事。《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三是不论其传。《孟子荀卿列传》:“自如孟子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史记》不录流行于世的著作,是为了节省篇章,增加有效容量。后世史书载文过滥,“非复史书,更成文集”,[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第117页。可见《史记》裁决之可贵。 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这句话,载于《太史公自序》,又见于《报任安书》。《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上奏:“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此奏秦始皇认可而施行,对于民间所藏书籍,造成了灾难的后果。 汉惠帝四年废除秦挟书之令,武帝时始广开献书之路,汉初统治者以国家的力量,过多方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弥了秦焚书坑儒所带来的损失,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而司马迁以个人之力克服种种困难,访求遗文轶事的努力,更是令人钦敬。 在利用文献资料方面,单是《史记》所称引的余种文献,可以窥见他广收博览、披沙拣金搜集史料之一斑。他求史记,访书,更可看出他网罗旧闻的良苦用心。 尤其值得赞赏的是,他并没有以掌握现成的文献资料为满足。他根据作史的需要行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访问,实地考察,收集一切对作史有用的材料。例如,战国末年和秦楚之际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的有关史料,太史公作过系统的察访。他到过大梁之墟,听墟中人讲述秦灭魏的史实,寻访过所谓夷门,看到过春申君的故城宫室,还亲孟尝君封地,感受到薛地多暴桀子弟与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有关,肯定世称孟尝君好客名不虚传。秦失天下,与轻用民力有关,史公留意过蒙恬所筑长城亭障及开通的直道。彭城为项王建都之所,又是楚汉战争的重要战场,丰、沛是刘邦龙飞之地,又是樊、郦、滕、灌、绛侯周勃等人的故乡,淮阴是楚汉战争的关键人物韩信的出生之处,这些地方,作者曾一一亲其地,深入调查访问。从实际效果来看,作者耳闻目睹,不但扩大了史源,更增长了史识,这在《史记》中多有体现。 《自序》云,汉兴太初“之间,天下遗文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太初之时,作者收集史料的工作已基本绪,因而开始了《史记》的创作。天下遗文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一可喜局面的出现,离不开太史公艰苦卓绝的劳动。 四、择取雅言 《五帝本纪》赞语云:“《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又云作此篇时“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里提出了取材择其雅言的原则。《殷本纪》:“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采《诗》、《书》入史,是因为这些资料典雅可据。同时,“雅驯”与否是决定一切史料取舍的重要原则。 择取雅言的另一面是摈弃怪诞不的东西。《天官书》云:“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僠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纪异而说不书。”《自序》亦云:“星气之书,多杂僠祥,不;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刺客列传》:“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大宛列传》:“《禹本纪》、《山海》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以上所言,都是太史公明言摈弃的材料。还有一些资料,作者没有具体指出其内容,然而也在被删削之列。如《五帝本纪》云“《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家”作为书名,见于《汉书·艺文志》,共有一三十卷。它记载了哪些内容,我们已无法判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书中有一些“不雅驯”的记载。《史记》将这类资料删去,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史记》选择史料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如《殷本纪》载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周本纪》载姜原践巨人迹而生弃,《秦本纪》录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这些事件或见于《诗》、《书》,或存于口碑,流播既广,太史公遵孔子纪异而说不书之成法,未尽加刊落,故犹存此奇异之迹。于《高祖本纪》载刘媪梦与神遇而生高祖,刘邦斩白帝子诸事,实与《陈涉世家》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如出一辙,太史公未必相信实有其事的说来,《史记》选取史料相当精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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