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甲午较量：中日近代次大比拼 9787515330143 杨东梁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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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东梁 著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ISBN9787515330143
出版时间2015-03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48元
货号1201043046
上书时间202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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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东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会传记组专家。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晚清历史人物、晚清军事史有深入研究。出版了《左宗棠评传》、《中国清代军事史》等十多部专著；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
目录
第一章 封建专制与君主立宪――中、日政治体制之比较
一、腐朽、没落的清朝封建专制制度
1 慈禧植党擅权，独揽朝政
2 挪用军费，大办六旬庆典
3 吏治腐败，贪污成风
4 机构臃肿，效率低下
5 派系朋党勾心斗角，主战主和内斗激烈
6 中央地方争权夺利，各省督抚势力膨胀
二、日本政治制度的转型
1 “藩政改革”与维新政权的建立
2 “戊辰战争”，实行武装夺权
3 “明治维新”开始大刀阔斧改革
4 “废藩置县”，官制改革
5 颁布《宪法》，显示军国主义特征
三、中、日两国政治体制之优劣
1 两国高官的一场争论
2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第二章 走马赏花与下马看花――两种不同的学习观
一、“学习西方”的不同指导思想
1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2 产生不同学习观的原因
二、蒲安臣使团和岩仓使团
1 由美国人带领的清朝使团
2 “求知识于世界”的岩仓使团
第三章 “采西学，制洋器”与“殖产兴业”――中、日发展经济之比较
一、清廷的“求强”、“求富”
1 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
2 “救时第一要务”的提出
3 从军事领域开始办洋务
4 由“求强”到“求富”
5 商办近代工业的发展
二、日本的“殖产兴业”
1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2 大力扶持民营企业
三、两条不同的发展经济之路
第四章 “中体西用”与“文明开化”――中、日文化教育之比较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学东渐”
1 儒家文化的双重性
2 “西学东渐”热随朝代更替逐步衰落
3 “西学东渐”的又一个拐点
二、日本的兼收并蓄与“文明开化”
1 “兰学”在日本的传播
2 “文明开化”政策促进日本资产阶级改革
三、清廷创办的新式教育
1 兴办新式学堂
2 派遣留学生
3 推动近代科学技术传播
四、日本的教育改革和近代教育
1 开启教育改革
2 大力提倡实业教育
3 资助、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4 军国主义教育的形成
五、中、日教育改革的不同结果
第五章 新旧参半的清军与迅速近代化的日军――中、日军事力量之比较
一、清军的编制与装备
1 异军突起的“勇营”及“防军”、“练军”
2 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
3 清朝军事体制的落后性
二、日军的编制与装备
1 改革军事制度
2 改革军事机构
3 重点发展海军
三、清军的人员素质
四、日军的人员素质
第六章 和战不定与处心积虑――中、日备战之比较
一、清廷战略判断失误
1 清政府“联日制西”幻想的破灭/001
2 日本频频挑衅，清政府被动应对
二、日本处心积虑，以求一逞
1 日本将对外扩张的国策付诸行动
2 “长崎事件”成为新的推动力
三、清廷和战不定，备战松懈
1 对日本的战略布局盲然无知
2 国民国防意识薄弱，军队不知为何而战
四、日本精心准备，措施得力
1 全力筹措军费，扩充军力
2 制定周密作战计划
3 重视情报的搜集与利用
4 鼓吹“正义之战”
5 在国际上发动舆论战
6 以“国际法”为幌子肆意歪曲事实
第七章 “以夷制夷”与纵横捭阖――中、日对外交涉之比较
一、战前外交
1 围绕“宗藩关系”的较量
2 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
3 对两个“三角关系”的处理
二、战时外交
1 围绕“高升号”事件的交涉
2 平壤之役与黄海海战后之外交活动
三、签约前后之外交
1 “威海之战”对和谈之影响
2 《马关条约》的签订
3 列强干涉与日本反干涉
4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点
第八章 沉沦中的觉醒与光环下的隐忧――战争影响之比较
一、对中国的影响
1 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
2 中华民族的觉醒
3 对中国近代化的刺激
二、对日本的影响
1 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2 军国主义体制的强化
3 日本成为“东洋盟主”
结束语：两种不同的战争史观
后记
附录：19世纪下半叶中、日大事年表（1852-1900）
参考书目
内容摘要
甲午战争是一场引起中国社会大变局和改变东亚政治格局的战争。战争惨败和苛刻条约的签订，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是创深痛巨，奇耻大辱。
杨东梁所著《甲午较量（中日近代史上第一次大比拼）》从第一手资料入手，辅以大量的军事、经济数据，以及真实、珍贵的历史图片，用通俗的语言，历史比较的方法，对120年前甲午战争中、日交战双方，从封建专制与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变革，从军队建制到武器装备的军事能力，从师夷长技与求知识于世界的学习观，从求强求富与殖产兴业的近代经济发展，从中体西用到文明开化的文化教育，从战略设置到海防执行的备战状况，从对外政策到外交斡旋的对外交涉能力，从中华民族觉醒与军国主义强化的战争影响，共八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分析，立体解剖和对比。全景再现甲午海陆大战恢宏场面，细致梳理东北亚列国争雄的外交源流，说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真相，深刻揭示北洋舰队惨败的迷离实况，分析战争结局给中、日两国的直接影响，从中引申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以警示今人，告诫来者。
精彩内容
清政府及主持大局的李鸿章对日本的战略意图、谋篇布局并没有摸准。其情报搜集既不系统，又不细致，情报来源主要靠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和驻日公使汪凤藻。袁世凯作为清政府的代表驻朝前后达九年（1885～1894），但他在朝鲜“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为奴，并视日本为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②。他对日本有所防范，但又持轻蔑之态。1887年，日本制订征讨中国策，1890年完成军备改革，袁世凯均懵然不觉，甚至做出“日人方亟亟自谋，断不至败坏和局”③的错误判断。1893年春，袁世凯几次向李鸿章报告，一再声称：“然揣倭时势，决不敢与华生衅，特知华志传和局，故为跳梁，冀售诡谋。倘华持定见，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图”④。这种妄自尊大、麻痹轻敌的思想主要在不明日本国情所致。1894年春，日本已完成战争准备，只待时机到来。李鸿章也得悉日有出兵赴朝之意，遂急令袁世凯调查。4月8日，袁世凯复电说：“详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国形势，应不至遽有兵端，调兵来韩说或未必确”①。此时，朝鲜全罗道古阜郡已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5月31日，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政府向清廷请求派兵“助剿”。6月1日，日驻朝使馆派人面见袁世凯，怂恿道：“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又说“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廷出兵。翌日，日本内阁正式决定出兵朝鲜。6月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随即命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海军陆战队400人回任。时局至此，袁世凯还报告说：“大鸟不喜多事……自无动兵意”②。直到6月9日，大鸟率军抵仁川后，袁世凯才感到形势不妙，于18日急电李鸿章要求增兵，但为时已晚，一个月后，战争爆发了。
按常理，一国的驻外使馆是代表本国政府与驻在国进行沟通，加强联系，表达意图，了解所在国动态的重要外交机构。但清廷驻日使馆远没有承担起自己的任务，驻日公使汪凤藻虽提供了一些信息，开展一些外交活动，但未能对日本准备开战的计划做出准确判断。我们可以从汪凤藻于1894年6月份发回的四份电文中，了解到他对时局的看法。
6月5日（阴历五月初二），汪电：“闻倭议派兵赴韩，曾否钧处商洽，祈示。”③
6月13日（五月初十），汪电：“遵电面询伊藤，据称‘韩乱亟，道远接应难，故派兵稍多，然军需止十艘’云。经力阻，始允俟乱定，彼此撤兵。随后当与钧处妥商办法。”④
汪凤藻关于日本“意叵测”，“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的判断和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还没有意识到战争已迫在眉睫，只认为日本“志在留兵，胁议善后”而已。同时，汪凤藻对伊藤博文“允如约”的表态深信不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误导了李鸿章和清政府。月16日（五月十三），汪电：“倭派兵增至五千余，意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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