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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荣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57100
出版时间2018-04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142元
货号29407485
上书时间2024-12-19
本文所谓儒教,是指中华帝制时代神秘化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以孔子为信奉的神圣对象,以天意为指归,以纲常道德为教义,以皇帝为上天之子,以国民为信徒,故余谓之政治宗教。¹ 以宗教之功能为标准绳之。其与宗教并不同类。所谓道教,从狭义上说,是指以修道为手段,以治病救命或长生成仙为基本诉求,以体道得道为终极目标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派别众多,就修道手段而言,有符箓道教、外丹道教、内丹道教等。本文所谓佛教,是指中国佛教,它发端于古代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
本书全面梳理了儒释道三教的历史根源与发展,为理解三教的历史功能提供有力的阐释,亦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历史时期的政治发展、思想变迁、社会进程及中国人的生命观。
作者认为,道教、佛教虽然术不同,但宗旨一样,视生命为神圣,是一种生命宗教,而儒教更多地讨论政治起源、政治结构和政治道德,是一种政治宗教。生命宗教和政治宗教代表了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宗教和政治,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图景。
张荣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思想史。主要著作有《殷周制度与宗教》《权力的谎言: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中国的国教》《中国思想与信仰讲演录》《信仰的考古:中国宗教思想史纲要》《中华国学》。
导 论
章 儒教论
节 儒教的雏形
一、反思与转型
二、天神信仰
三、阴阳五行
四、君权神授
五、天道王道
六、祥瑞灾异
七、儒教初成
第二节 儒教的确立
一、儒教确立
二、儒教纲领
三、关于《白虎通义》
第三节 儒教经学
一、经与经学
二、谶纬经学
三、经学之争
第四节 儒教的特征
一、学术特征
二、政治特征
第五节 儒教的圣众
一、儒教的孔子
二、儒教的皇帝
三、儒教的博士
四、儒教的臣民
第二章 道教论
节 大众符箓道教
一、《太平经》
二、太平道与五斗米道
第二节 名士亦儒亦道
一、危机与转变
二、嵇康故事
三、名士精神世界
第三节 士大夫外丹道教
一、儒教理念
二、现实困境
三、反思人生
四、神仙信仰
五、修道成仙
六、道教与儒教
第三章 佛教论
节 传入与接受
一、初之传入
二、《理惑论》之佛教
三、两晋士人与佛教
第二节 初期净土佛教
一、《冥祥记》与净土佛教
二、慧远之净土修行
三、谭鸾之净土学说
第三节 初期涅槃佛教
一、士人之佛学
二、僧人之习禅
三、智顗之涅槃佛教
第四章 三教关系论
节 东晋孙绰
一、儒教信仰
二、道家信仰
三、佛教信仰
四、三教关系
第二节 萧梁武帝
一、儒教
二、道教与佛教
三、政教兼宗
第三节 北朝刘昼
一、儒教思想
二、道家思想
第四节 《颜氏家训》
一、儒教品格
二、道佛品格
结 语
本书全面梳理了儒释道三教的历史根源与发展,为理解三教的历史功能提供有力的阐释,亦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历史时期的政治发展、思想变迁、社会进程及中国人的生命观。
作者认为,道教、佛教虽然术不同,但宗旨一样,视生命为神圣,是一种生命宗教,而儒教更多地讨论政治起源、政治结构和政治道德,是一种政治宗教。生命宗教和政治宗教代表了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宗教和政治,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图景。
张荣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思想史。主要著作有《殷周制度与宗教》《权力的谎言: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中国的国教》《中国思想与信仰讲演录》《信仰的考古:中国宗教思想史纲要》《中华国学》。
《儒释道三教论》:
2.忠臣
精忠报国,此乃儒教训条之一。在帝国时代,忠君成了这一训条的核心要义。“忠”的信条突出的是臣对君的服从,强调的是隶属关系。两汉时期,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忠”不仅体现为忠君,而且体现为报国。在古代,“朕即国家”,君与国难以区分。
种类型的忠臣,是把自己与特定的君主联结起来,对某位君主专一不贰。鲍永是两汉之际人,其父鲍宣,汉哀帝时任司隶校尉,因不满王莽擅权而被杀。鲍永对王莽篡汉深为不满,时刻准备复兴汉家天下。他曾鼓动太守苟谏起兵反莽。都尉路平欲加害鲍永之弟鲍升,上党太守赵兴尽力庇护,说:“我受汉茅土,不能立节,而鲍宣死之,岂可害其子也!”(《后汉书》,第1017页)这种情况表明,忠于汉家的思想在当时普遍存在,受汉家爵禄,为汉家效力,理所应当。新莽后期,群雄竞起,更始政权立刘玄为帝,举起复兴汉室旗号。鲍永为其效力,更始二年(公元24),鲍永任更始政权尚书仆射,兼任大将军,为更始政权立下汗马功劳。更始政权不久被赤眉军攻破。当时刘秀在河北起兵称帝,派谏议大夫储大伯迎请鲍永。鲍永尚不知更始已亡,遂扣押储大伯,派人星夜驰往长安。后获悉更始政权已亡,乃为刘玄发丧,将自己的上将军列侯印绶封存.遣散兵众,随后与数百名心腹投奔刘秀。刘秀问:你的人马何在?鲍永回答:“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诚惭以其众幸富贵,故悉罢之。”(《后汉书》,第1018页)于此可见鲍永对更始政权的耿耿忠心,一种隐性的君臣道德在起作用。建武十一年(公元35),鲍永任司隶校尉,在巡视地方的时候,途经更始皇帝刘玄坟墓,便前去祭奠。从官劝他事有不宜,鲍永坚定地回答:“亲北面事人,宁有过墓不拜!”在这里,他面临着两难困境:刘玄和刘秀都是刘邦后代,更始和东汉都自称正统,但二者之间势不两立。鲍永不忘旧情,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行为处于非法境地。还都后刘秀责问:“奉使如此,何如?”有意加罪。太中大夫张湛为鲍永开脱道:“仁者行之宗,忠者义之主也。仁不遗旧,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后汉书》,第1020页)其实,鲍永的忠君情结正是所有君主都需要的。范晔在《后汉书·鲍永传》的赞语中就说:“鲍永守义于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诚能释利以循道,居方以从义,君子之概也。”(《后汉书》,第1021页)
东汉时期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忠臣,他们未必对某一个皇帝赤胆忠心,但对汉家的天下忠贞不贰,而当某位皇帝的行为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这些享有正义之士盛名的忠臣并不完全以君命为转移。东汉时期的“党人”正是这类忠臣的典型。东汉后期使党人聚集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原因,一是身份相近,他们或“受业太学”,或“少为诸生”,大体上都有或曾有儒生身份,因而具有士林特征;二是受到儒教经义熏陶,对东汉后期政治败坏不满,企图用儒教的纲常之道匡扶政治。个别皇帝与国家利益的乖离.使党人为代表的忠臣处于微妙的政治旋涡之中。李膺堪为此类人物的代表。
李膺,颍川襄城人,祖父李修在安帝时任太尉,父亲李益任赵国相。他自幼受经学教育,举孝廉,后任青州刺史。李膺这样的士大夫,如果肯于随波逐流,荣华富贵自然享受不尽。然而,他“性简亢,无所交接”(《后汉书》,第2191页),把自己置于与时代风潮格格不入之地。他任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被贪官们恨之入骨;他任度辽将军,鲜卑、羌人“望风惧服”,“声振远域”。在这种情况下,李膺未免树敌过多,莫须有的罪名在所难免。宛陵大姓羊元群在北海郡任官,贪赃枉法,免官后载运赃物还乡。李膺上疏揭露羊元群的罪恶,羊元群贿赂宦官反诬李膺,结果李膺“坐输作左校”。司隶校尉应奉称赞李膺等人“忠贤武将,国之心膂”,“乞原膺等,以备不虞”(《后汉书》,第2192页),方使李膺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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