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幻想的秩序 9787208165304 著

自序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多为自己“学徒期”或学术起步阶段所做，跨度从1985-1989“文化热”到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头几年。内容明显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介绍和理解在八十年代如日中天的“西方理论”，包括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和文化分析理论；二是对当代中国文学、文化、思想界种种“新潮”和“实验”的初步认识和阐释。如果有一种“个性“或”时代印记“贯穿并统摄这两个方面，从而将这些文章同一般常规性论文区别开来，那或许是：在谈论西学时，作者的“文化意识“是当代中国的；而在谈论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现象时，作者的”方法意识“（姑且这么讲）——如对概念框架和分析论述严格性、审美形式自律性、乃至行文个人风格的略显狂热、稍稍偏执的追求--却又是“西方的“或”西化的“。

这些特征或主观因素在这些文字问世的时侯大概曾给读者带来某种“质量”和“标准”上的信心。但在今天看，这种成功更多可以为意识形态分析提供完成度和“物化”（reification）程度较高的对象，而不应不加批判地被视为专业意义上可资效仿的先例。因此，再版这部不折不扣的“少作”没有太多怀旧的意味。事实上，在谈及“80年代”的几篇文章里，我曾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怀旧和自恋倾向多有批评（包括自我批评）。同时，大体上按编年顺序编文集，却也绝非仅仅出于“学术史“考虑。原因很简单：我相信收在这两个集子的文章仍然存在于”当下“及其矛盾结构之中；而自己的读书和思考，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讲，也还都没有从这个当下退场。许多篇目确已有了超过三十年的历史，有时想来觉得不可思议。但我仍希望，它们还没有退化为个人史意义上的记忆或学术史意义上的材料，而是仍旧可以作为路途上、展开中的经验和思考，为当下学界提供一种参照、一份见证。

这样的期待自然需要读者反应来检验。作为作者，在重新面对这些遥远然而却又亲切的旧作时，却不能不自问它们整体上的问题意识、写作风格和流通方式在今天的意义何在。只不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需要读者给出。在此我只想说明一下书名的来由：纵观八九十年代中国文艺和文化思想领域，对“世界”和“真理”的想象性理解往往构成对现实认识和把握的内在结构性原则。因此“幻想的秩序”包含了一种暧昧的多义性：

1）当代中国知识思想话语中的秩序概念往往基于一种关于普遍性秩序的幻想、基于对后者的幻想性的主观认同；

2）作为幻想对象的秩序具有相对于幻想主体具有外在性和客观性，因为它是一种源于他人集体性的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结构；

3）这种外在现实的内在秩序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讲是一种“他人的语言”，同时作为“政治无意识”和修辞意像的“能指库”而存在；

4）对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认识和建构，同时包含对自身幻想的幻想性的批判性认识，但这种批判性认识本身并不能脱离幻想或意识形态的氛围而独立存在：意识形态批判的结果是意识形态的新形态；

5）终，幻想的幻想性即意识形态结构在批判视野中显现其客观性、历史性：主观性外化为异化的秩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对象化的历史和叙事。

这样的交代固然远不如鲁迅对“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或“伪自由书”题名的解释那么鲜明、生动、传神，但在概念层面，或可提示出”词汇“与”语法“、表象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张力，正是当代中国文艺和文化思想在过去三四十年间艰难地寻求自我表述、自我建构的想象性空间和象征空间。 ”幻想的秩序“是对这样一个语言习得过程的命名；是对种种转瞬即逝、但值得铭记于心的自*状态的命名；也是对一个观念和修辞有时喜剧性地、有时又是悲剧性地走在了现实前面的时代的命名。随着八十年代的戛然而止和九十年代的匆匆落幕，现实终大踏步追赶上来。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具体反映，便是知识界的分化、学院专业化体制的初步确立、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兴起、和知识信息领域里日益充分的全球化。面对这样的巨变，这本集子后(第三辑“文学经验”)透露出的兴趣转向不是专业化知识生产，而是文学批评。就个人经验而言，我认为八十年代的”理论神话“作为一个准备阶段，在对当代中国文学实验性探索和写实主义发展的阐释中可以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功能和意义，找到自身同历史和创意劳动的具体关联。

本书篇目多数初收录于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8年版《幻想的秩序》；2001年稍加增删，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书名改为《批评的踪迹》。鉴于两个版本脱销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策划本人作品系列时决定将它收入。借此机会恢复初版书名，作为多卷本文集文学批评理论系列的首卷。同时编定了第二卷《批判的文学史》收入同一系列（即出）。两卷大致以2002年为界，分别涵盖前15年和后17年专著以外的文章。感谢三个版本的编辑： 林道群（香港牛津）、冯金红（北京三联）、薛羽（上海人民）。也借此机会，向这些年来偏爱过这些文章的读者致以真诚的问候和感谢！

张旭东

2020年7月4日于纽约

我们大概只能在现有的分类之外方能找到本雅明的位置。瓦雷里说波德莱尔的问题在于要做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既非雨果又非拉马丁又非缪塞。本雅明懂得这种愿望，但他的问题却恰好相反。本雅明要做一个独特的批评家，但既是马克思又是普鲁斯特又是卡尔·克劳斯。这使他成为一个“收藏家”，因为他不会也不可能去谋求一个形而上学的总体，一个全知全能的位置。可以说，本雅明对抽象的概念不满足，他的“野心”是在世俗世界的“堕落的具体性”中夺取思想的战利品，并由此把空洞的时间再造成充满意味的寓言空间。这迫使他在一种“物的意义上”去联结四分五裂的历史，征服异质性的“残片”。比诸黑格尔“走轻灵”的辩证法，这倒像是真刀真枪。在纷攘的地面上寻觅精神的路途，在承当这一艰难的使命时，本雅明看清了那照耀着自己命运的星宿。他好似随便给它取了一个精心选择的名字：homme de lettres——— “文人”。

“文人”形象多少是由那些卖文为生的自由作家勾勒出来的。但也许只是很少的看到了他的关键特征。麦克斯·里奇纳（M. Rychner）说文人是以独特的方式靠笔生活：他什么都写，除了那些频繁惯常的东西，他发表文章的方式也是随心所欲，无规可循；重要的是，“谁也不清楚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从别的什么源泉中获取材料和灵感”。

“文人”与“收藏家”不同，后者多少是个寓言形象，而前者则主要是个社会形象，虽然本雅明决计把它引入思想的殿堂。“文人”大概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出没于稠人广众之中，游荡在社会的边缘；他们与任何秩序或分类格格不入，貌似无害，实则危险。他们确实生活在文字的世界里，被书籍包围着，但他们却从不会“职业性地”读书撰文。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那种以其专长服务于国家社会的“知识分子”，并在一切方面保持着“自由然而孤独”的权利。在商品社会里他们卖文为生，然而写作并不是他们的“工作”，反倒是他们的“不工作”；他们物质生活的基础便正建立在这种“不工作”带来的收入上。因而，无论多么忙碌，他们是“闲暇人”。可以说，文人的本质不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而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于他同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联方式。这种独特性在法国传统中有其历史：从拉罗什福科对人类行为的洞察、蒙田的世俗智慧、帕斯卡尔箴言式的机智到孟德斯鸠大胆而开阔的思考，更不用说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本雅明的写作年代正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时代，这被称为德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巴黎时代”；本雅明这个在巴黎方感到如至家归的德国人也许正从这一源泉中汲取了力量。我们不难看到，１８世纪（大革命时代）把“文人”变成了“革命家”，而１９世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把“革命家”变成了“文人”，进入２０世纪，这个一而二、二而一的形象便无可挽回地分裂成“文化人”和“职业革命家”（或职业政客）。卢卡奇正是这种分裂的牺牲品，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老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命运（葛兰西是例外）。而萨特，尽管有些两样，也许倒还可以被视为这一伟大传统的后传人。此中原因不必在此考究，但这一段历史却为本雅明的“文人”提供了背景。同时作为文化人和叛逆者，这正是“文人”的内在韵味。......

８０年代在今天想来是好的现象，从社会学意义上无非是这几点。，国家的体制为全民共识提供了制度性空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国家的荫庇下，大学生是国家的干部，所有人都在国家的框架内想问题，社会的事是国家的事，国家的事也是社会的事，自己的事，家庭的事，都是国家的事；相反，国家的事也是个人的事。呼吸与共，命运和共同体都是同一的东西，所有欲望的指向和想象，都被国家涵盖在内，国家的任何一种新的方向，都给全民带给一种激动，带来一种想象、幻想或者满足，或者一种兴奋。第二，当时的社会分化还相对较小。城市和农村的分化，这是时代就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城镇，在受过教育的国家职工，在国家体制内，差距相对还比较小。而现在的分化，即使在一个单位里，具体到每一个小单位，社会分化都以经济的逻辑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那时没有，那时大家都是穷光蛋，所有的资本都是在国家的空间内，通过国家提供的渠道，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来获得。并且，在这个渠道内，所有人的贡献，同时都是给国家作贡献，哪怕是在明确的自由化的方向上，也是如此。比如说电影界，第五代要改革中国电影，要探索现代派的世界电影语言，但是他们拍的电影还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的，还是中国电影，是用国家的资源拍出来的。一旦拍出来，就要通过国家的制度，通过国家的电影院发行，国家的刊物来评论。所以，今天的怀旧，哪怕把８０年代想象成一个理想的时代，实际上却可能包含某种矛盾心理或政治无意识。即，随着社会越来越发展，当个人从国家框内摆脱出来，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社会又带有一种紧张的焦虑，担心这样一种分化、分裂、冲突和矛盾，会不会带来价值上的、文化上的、观念上的四分五裂，因此对６０—８０年代的国家的那种整体性有一种怀旧。那时的国家，是整个社会进步、发展和改革的引领者。国家同时担负着市场，不要忘了那时的市场世界、商品世界，是国家创造出来的，是国家提供条件的商品的世界；说得好听点，今天中国人有钱，其实是国家允许你有钱。所以我想，８０年代的复杂性，跟国家经历的阶段性的变化有关。另一个层面是８０年代和自由解放的联系。８０年代的自由解放，在当时是顺着时代的中国脉络下来的，代表新的阶段。在今天看来，如果把８０年代和今天之间画一条线，把这两点连起来，其指向与１９４９年的指向是不协调的。１９４９年代表的解放，和１９７９年代表的解放，到底是同一个解放，还是两个不同的解放？这个问题是要问一问的，知识界要问一问，学术界要想一想。８０年代所代表的解放，个人的解放、个人的财富、法制意义的权利、公民社会意义上的权力、自由财产权、言论自由权、人权等，和中国革命代表的独立、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今天，这些问题已变得很明显。但它们在８０年代这个奇怪的历史阶段里面，好像被调和了。８０年代，总的来说，一方面是一切都还不明确，在体制上模糊的暧昧的，包含多种可能性的时代；但另一方面在整体指向上又是明确的：改革，中国人不能再穷了。这个现代化的共识，是全民都认同的。我想，这么一个复杂性和复杂态度，并不是个人意义的对８０年代的态度有多么复杂，而是８０年代本身的暧昧性、含混性、歧义性，这多重意义在今天被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本集汇聚张旭东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有关文化理论和批评实践的系列成果，解读卢卡奇、本雅明、拉康、萨义德、布迪厄、杰姆逊等理论家的文学研究、美学探索和文化分析，阐释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各种“新潮”与“实验”。通过细读文本个案或思想论争，在持续变动的文化语境中对西学问题与中国文化进行总体性把握与批判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