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权力变化新趋势 9787552021905 苏宁

中国若将新兴大国作为开展、推动南南合作的战略依托，那么探寻自己与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理念共鸣及利益汇合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相互契合的理念和各项议题领域内的共同利益，决定了中国与新兴大国的合作空间与发展前景。事实上，塑造各国之间政治经济互动的根本要素有二：其一为观念或理念，其二是利益；前者抽象，后者具体，但彼此之间有着深切的内在联系。

·卡赞斯坦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脆弱性是其行为及选择的一个根本驱动因素。被国际关系领域学者归为“低级政治”的经济事务，同样呈现出无政府状态这一国际政治中的基本特性。全球经济中非对称的相互依赖，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决策空间、选择余地等远较发达国家更为有限和受到约束。即便是新兴大国，也经常由于外部环境的掣肘而备受困扰。缘此之故，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在减少自身脆弱性方面有着共同的观念和主张。究其原委，这种理念共鸣无关乎意识形态，而主要是出于新兴大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内相似的地位及处境。具体而言，中国与新兴大国的理念共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多边主义、自主性与发展模式。

“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美国霸权正深受质疑”。沈大伟指出：中国希望建立一个非霸权、权力分散化和区域多极化、政治稳定、文化多元、经济相互依存的国际新秩序。就此而言，其他新兴大国的立场与中国非常相似。“巴西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多边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俄罗斯主张有关全球性问题的法则、法律与条约应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尤其是联合国应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中拥有权威。在印度、南非的全球治理观念中，多边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

——无论这力量是霸权抑或霸权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鉴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霸权对众多发展中国家造成的重重束缚与限制，新兴大国几乎无一例外地极力保障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自主性，以避免陷入受制于人的困境。这也成了它们彼此合作的重要基础之一。

具体来看，中国、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国，其大国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得到了确立。印度、南非、巴西则发起了三国对话论坛，以制衡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八国集团；不仅如此，三国均自视为发展中世界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坚持自力更生，在敏锐地注意到全球化对本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的同时，致力于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制定者而不仅仅是遵守者。概而言之，新兴大国都不愿被美国主导的秩序所同化，因而刻意与那种不断对国内政治施压的国际秩序保持一定距离。

——一个典型例证就是“中国模式”在国际话语中频频被作为“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而被提及。萨米尔·阿明指出，南方国家已逐渐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安排对它们无所补益。发展中国家需要某种程度的对外开放，但这种开放必须被限制在对总体发展有益无害的范围和程度之内。就国际层面而言，新兴大国越来越清晰和坚定地表达对发展议题在国际事务中优先度和重要性的关注。正如秦亚青所言，各国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来界定关键的利益和威胁，由此产生了对各项议题的不同优先排序。发展阶段相似的金砖国家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致力于实现工业化，提升民众福祉，因此发展对它们而言是首要任务。从具体国别来看，俄罗斯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不支持无限的、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印度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强调有限的对外开放，并且将国内需求的满足作为首要前提。南非则呼吁转变全球治理的结构与规则，真正将第三世界的发展列入全球议程。

·阿明所言，农产品市场的开放使欧美能向第三世界出口剩余粮食，而第三世界的农产品却在北方国家的市场遭遇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这种双重标准严重损害了南方国家的利益，因此引发了新兴大国的抵制与反击。包括印度、巴西、中国在内的20国协调组在农业谈判中提出，发达国家应取消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大幅削减国内支持、实质性改善市场准入，充分考虑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2002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经历了剧烈的价格波动，其幅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的价格波动。大宗商品进出口在巴西、俄罗斯、中国等新兴大国经济中占据较高比重，其价格的剧烈波动往往对这些国家经济和贸易的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事实上，在大宗商品市场上，以中国为代表的进口大国与拉美、非洲的出口大国形成了某种具有正反馈性质的共生关系。约翰·古丁顿与丹尼尔·杰瑞特的研究表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可能与21世纪以来商品的“超级周期”有密切关系。伊尔马兹·阿克于兹指出，2008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模式给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注入了活力，促成了拉美经济的迅速复苏。不仅如此，未来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型模式的转变，意味着进出口贸易仍将在其GDP中占据相当的比重。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给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了风险。一个稳定有序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需要加强国际监管，而这种监管机制的创建符合新兴大国的共同利益。金砖国家领导人在第三次会晤时发表的宣言明确表示：支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进一步监管大宗商品金融市场；加强生产国和消费国对话，稳定供需关系；加强对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防止出现扰乱市场的行为。

/其次，在金融领域，新兴大国就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规制国际资本流动等议题有着共同利益。这一进程取得成效的关键则在于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更具体地说，储备货币多元化、应对美元量化宽松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是新兴大国面临的要务。作为全球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美元的霸权地位常常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构成严重妨碍。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新兴经济体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足以信赖，于是它们转而采用积累大量国际储备的方式来防范危机，保护本国金融体系。然而，这一方式并非抵御风险的良策：外汇储备中的大量美元和美国国债都具有固定利率和货币风险的作用。巨额储备的存在本身，表明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扭曲和低效。不仅如此，这种昂贵的保险政策未必就能确保本国货币的稳定和安全。基于上述考虑，金砖国家在众多场合提出建立“稳定、可靠、基础广泛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以规避和化解美元作为单极储备货币所带来的高昂成本。新兴大国的应对并不止于口头宣示，而是已经付诸实施。以巴西为例，巴西银行承认其外汇储备已从美元转向多元化，另外，巴西的海外投资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多以美元计价和流向美国，而是呈分散化遍布全球。

2011年下半年起，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回流，使一些国家的汇率出现剧烈波动。从新兴经济体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是无可置疑的，巴西、中国等新型大国均在此后出现了持续而明显的物价上涨，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加息、上调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程度。

“低碳发展”的主张，要求新兴经济体实行强制减排来应对气候变化。对发达国家的这一要求，新兴大国既不认同，也不接受。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仍处在以满足多数人口基本生存需求为目标的发展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进入低碳时代。相形之下，发达国家在相关领域拥有技术优势，传统产业比重又比较低，面临的情势与发展中国家显然大不相同。“同样的减排义务对发达国家可能意味着减少奢侈性消费，而对发展中国家却可能意味着脱贫步伐的放慢”。气候变化不只是环境问题，同样也是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仅负有有限责任，却承担着与其责任不相称的恶果。正由于此，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产生了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一致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对发达国家试图施加的强制减排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