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被选中的摄影师 9787559631893 薛忆沩 后浪

“外面的世界”。突然，我看见传教士从村子里走出来。他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相机，一边回头朝村子里张望，好像有点依依不舍。我坐起来，向他打了一声招呼。他兴冲冲地跑过来，用他很难听懂的汉语告诉我，他这是后一次到我们村子里来了。我突然有一阵意想不到的伤感：不是因为从此就见不到他了，而是因为从此就见不到他手里的相机了。传教士好像看懂了我的心思。他举起相机，对着村外旱裂的农田调整了一下焦距，然后他让我和他一起端着相机，然后他将我的手指放在快门按钮上，然后他鼓励我轻轻往下一按。

“你有罕见的天赋。”他说，“只是不知道上天还会不会给你那样的机会。”

“那样的机会”很快就降临到了我的生活之中。大概就在四五天之后吧，一位年轻的军官带着他看上去有点胆怯的妻子和他们刚满月的儿子来到了照相馆。他们要拍一张“全家福”。年轻的军官想请我的师父为他们拍，而我师父却说我拍得比他要好。年轻的军官看了他漂亮的妻子一眼，然后扶着她的肩膀走进了我的镜头。坐下之后，年轻的军官对我的每一道指令反应得都非常热情，而他妻子的反应却始终都很机械。在我正准备按下快门的时候，年轻的军官突然说他们的照片要加急冲印，因为他马上就要回前线去了。原来这是一个即将分散的家庭，我心想着，稍稍迟疑了一下才按下了快门。我还从来没有为这样的家庭拍过“全家福”。

“那样的机会”。他不仅给我提供了路费，还让我带上那架我用得上手的相机。第三天，我就跟着让我称他为“马副官”的年轻军官上路了。

“外面的世界”也没有什么兴趣。一路上他只有一个话题，就是他漂亮又胆怯的妻子。他说他非常非常爱她。他说她是他的生命。他说等战争结束了，他就要将她接到南京去住。他说他们还要生两个孩子。他说他希望其中的一个是女孩，他说她一定长得像他妻子一样漂亮。

“上尉”的虚衔。

“创造”历史。我一生中参与过两次这样的“创造”。它们带给了我终身的羞耻。我的次“创造”就以我在蒙城附近拍摄的那一组“六千战俘”的照片为标志。

“六千战俘”的战绩。马副官要求我也同时拍一组照片来配合宣传。可是，操场上明明只有六七百名战俘，为什么……我有点迷惑不解。而马副官先是冷冷地回答说，将所有的战俘全都押上来不安全。接着他又恭维说，以我的水平，用这六七百名战俘就足可以拍出“六千战俘”的效果了。

“真实地记录”了我军抓获解放军“六千战俘”的辉煌战果，在国统区的几家大报同时登出，取得了“长我军士气灭敌军威风”的特效。而解放军一方面动用所有的宣传手段攻击国民党造谣惑众，另一方面又不敢低估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极为恶劣的影响”，他们“摧枯拉朽”的进攻因此被推后了整整四天。

“创造”的历史并没有能够改变历史。三个星期之后，好大喜功的军长被击毙在决战的战场上。而马副官的左上臂也负了轻伤。我看着他溃败下来的狼狈样子，知道历史已经不再需要我来记录。我扔下心爱的相机，搀着马副官吃力地往小河的南岸方向逃去。多年之后，我曾经在军事博物馆的一个展室里再次看见了我一辈子用得上手的相机。它被当成了那次著名战役的“战利品”。

“成事在天”的铁律。他承认说“六千战俘”事件是军长一手策划的。他承认说那六百多名战俘中其实只有五十名是真正的解放军战俘，其余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士兵装扮的。马副官无法接受自己效忠多年的军队迅雷不及掩耳式的溃败。而更让他无法接受的还不是战场上的失败。停留在南昌的第三天傍晚，马副官在我们住的客栈的门口遇见了一位从长沙来的亲戚。他告诉马副官，大约一个星期前，他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儿子与一位布店老板家的少爷私奔到香港去了。这晴天霹雳将马副官当场击倒在地。

“六千战俘”事件之外的所有经历，我一生中一次作为战地记者的经历。听完我的讲述，表情凝重的师父交代我，千万不要再向任何人提及去前线为国民党军队拍过照的事，更不能说还得到过一个“上尉”的虚衔。“失败者的历史是不应该记录的。”他意味深长地说。

“全家福”。他告诉我，他现在避居在一位亲戚家，等局势稳定了之后会出来找一份工作。他说自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建设新社会一定需要许多像他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只瞒着师父偷偷去看过马副官一次。我给他送去了一些日用品和一点零花钱。我注意到他将那张放大的“全家福”贴在了床边的墙上。这样，躺在简陋的窄床上，他就可以平视曾经躺在自己身边的妻儿了。他说他每天都在想念和等待着他的妻儿。他相信他的妻子有一天会被那位少爷抛弃而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他当然没有等到。他等到的是五名军管会的干部。他们没有向他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询问和核对他的身份就将他带走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在报纸上读到了马副官被当成“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反革命分子而被镇压的消息。

“人证不在了。”他说，“你现在要知道，你从来就没有去过前线，更没有得到过那个军衔。”尽管如此，我每天还是忐忑不安。我烧掉了自己在旧社会拍过的所有照片和它们的底片。我销毁了所有的物证。就这样，我记录过和创造过的历史就都不再是历史了。尽管如此，我每天还是忐忑不安。我想着自己曾经多次握过马副官那双“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手。我担心，总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突然被一群陌生人带走，带到行刑队的枪口前。

“王代表”的军官环视了照相馆墙上那些歌颂新社会的照片之后，问我愿不愿去长沙城里的报社去工作。

“真实”的记录，而是我参与“创造”的历史。那是一九五八年的秋天。我凭借着自己的摄影天赋第二次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小麦丰产试验田”放出了“卫星”，我们要分三批去见证这些人间的奇迹。我和我的同事被幸运地（现在想来应该是不幸地）分到了去放出了“卫星”的那个县。我们的责任极为重大。那“亩产四万斤”的“卫星”将通过我们的镜头震撼全国广大的读者。

“丰产试验田”提出质疑。他们大概都像我一样，想到的只是如何将照片拍像、拍好、拍出“大跃进”的效果和激情。

“大跃进”推向了新的高潮。我为此多次受到表扬和嘉奖。报社的领导在一次全社的大会上表扬我从一个旧社会的小学徒成长为了新社会的大记者。他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大跃进”。他说我用手里的相机创造了新时代的历史，也就是说，在这个大放“卫星”的时代，我也同样放出了一颗必将载入史册的“大卫星”。

“创造”本来很快就有可能受到历史的惩罚。但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本来准备的反“左”意外地变为了反“右”。历史又一次拯救了我。或者说，世界人民的大救星用他不可思议的政治谋略再一次拯救了我。

“卫星”，却没有任何照片见报的同事一直都非常嫉妒我的成就。“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他就带头贴出了我的“大字报”。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我为马副官拍的那张“全家福”，攻击我是“美化刽子手的奴才”。这当然已经是一顶不小的帽子了。而如果他知道了“六千战俘”事件，我将立刻上升为“刽子手的帮凶”，我的下场将不会与“刽子手”的下场相去多远。

“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坐牢期间我见过不少奇怪的犯人：杀害了亲生儿子的教授，发表过“反党言论”的文盲，收听过敌台广播的少年，猥亵过妇女的妇女……而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始终与我同牢房的“疯子”。大家都叫他“疯子”。我进去的时候，他就在。我出来的时候，他还在。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又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就在“林彪事件”传到我们牢房里来的那一天，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的“疯子”突然凑到了我的跟前，笑嘻嘻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一共抓了六千俘虏。”他的话把全牢房的人都逗笑了。可是，我没有笑。我惊呆了。我不知道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疯子”怎么会“知道”我与历史的关系。这是我至今都不理解的“知道”。它让我对生活充满了敬畏和恐惧。

“错案”。我有幸被“提前”释放。报社的领导在我出狱的当天就来家里看我。他们提起了后来在北京工作的“王代表”临终前对我的关心。报社的领导问我还想不想“重操旧业”。我不假思索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劳动改造，我的手关节都已经变形，相机肯定是端不稳了。这是我对他们的推脱。这也是我对命运的推脱。我马上注意到这其实也正是报社的领导们所希望听到的推脱。于是，他们就用充满关怀的语气告诉我，他们可以将我安排在报社的资料室里工作。

“大跃进”中的那张著名照片，又提到了我因“错案”而遭受的迫害等等。我开始也是极力推脱，我说我成为那张照片的摄影师纯属“巧合”。年轻的记者似乎很理解我的顾虑。他说人们现在都已经“告别革命”了，不会再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去解读历史。更何况，他说，我们这些过来人有义务让年轻的一代了解那个疯狂年代的疯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居然会轻信一位年轻记者的这些说法。

……还有一位中学女教师甚至来到报社的收发室当面控诉我的罪行：她说她的父亲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带着他的卫星梦离家出走了。她说是我的照片让她的父亲成为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父亲”的。他得不到同龄的孩子们能够得到的荣誉和快乐。他先天营养不足，后天发育不良。他一直都很孤僻。他一直觉得他不属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想，这应该是他后决定移民加拿大的重要的原因。我万万不会想到，这竟是一个如此宿命的决定。它竟会再一次将我卷入令我神魂颠倒的记忆。

“去马路上看看各种肤色的行人吧。”他建议说，“还可以去图书馆翻翻报纸和杂志。”

……或者说那个天色“同样”阴暗的下午，我翻开了那本《加拿大摄影史》。那本书以文字为主，图片不多也不大。我缓慢地翻动着书页……突然，我看到了那棵老樟树，以及那个脖子上挂着相机皮套的孩子……天哪！那个神魂颠倒的孩子!

……这就是我一生中拍下的张照片吗？

……或者说那个天色“同样”阴暗的下午。我抚摸着那个神魂颠倒的孩子。我好像能够感觉到他对我的抚摸的感觉。我急于想知道照片下面那一行字的意思。正好有一对中女从我身边走过。我叫住了她们。自豪的母亲让她与照片中那个男孩年龄相仿的女儿翻译给我听。小姑娘清脆的声音立刻将我带进了那神魂颠倒的往昔。

“上帝选中的摄影师”……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神话！对我这样一个不断被历史抛弃的摄影师来说，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神话。

“翻译”发现的中国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