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BE动词形态复杂、功能繁多,为英语学习者带来了巨大的习得困难。前人有关BE动词习得的研究通常采用的都是实验数据,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人数较少,因此不能够为我们提供比较全面的BE动词习得和使用情况。本书采用以语料库为基础、以实验为辅的研究方法,旨在深入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介语:BE动词的形态与功能。 本研究采用了两大学习者语料库,“香港浸会大学中介语语料库”(HKBUILC)和“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CLEC)。这两个语料库分别由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学生英语写作构成,其中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包括三个子语料库(ST2,ST3,STg),代表了三组不同英语水平的中国学习者。为了调查汉英中介语BE动词的分布情况,本研究对所有BE动词型符的句法和语义特征都进行了标记,包括非目标语的BE动词过度使用,如“Mary was lost the necklace she borrowed from her friend”,和BE动词省略,如“My mother would φ angry with me.”随后应用语料检索软件’WordSmith(Scott,1999)对标记符号进行了检索和统计。 为了研究汉英中介语BE动词的变异性,本书调查了影响BE动词使用和省略的几大因素,主要包括(1)BE动词的功能:系动词BE、助动词BE;(2)BE动词的限定属性:限定性BE(am,is,are,was,were)、非限定性BE(be,being,been);(3)谓语语义特征:阶段性谓语、个体性谓语(Carlson,1977);(4)动词谓语类型:及物动词、作格动词、非作格动词(Perlmutter,1978);(5)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差别:英语BE动词、普通话Shi/粤语Haih。 对语料的定量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汉英中介语BE动词的分布规律,包括各语境下BE动词的每一个形态和功能所出现的次数和比例等信息。随后开展的BE动词变异性研究,尤其是针对BE动词省略和过度使用两大现象,以及纵向对比分析(ST2 vs.ST3 vs.ST4)和“中介语方言对比分析”(ST3 vs.HKBuILc)所得结果表明上述所有因素都对汉英中介语BE动词的使用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这一结果进一步得到了本书实验数据的支持。为了解释BE动词省略和过度使用现象,笔者提出了如下两个汉英中介语规则: (1)BE→φ/_[+Asp] (2)φ→BE/_VP 笔者认为上述中介语规则的生成和内化与英语时体系统的习得和标准英语BE动词的功能密切相关。中介语BE动词的变异性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母语迁移、语言习得普遍机制(“情状体优先假设”)等。 对汉英中介语BE动词的研究,尤其是对BE动词变异性的分析,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我们的英语教学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理论方面,本书所提出的中介语规则表明中介语语法是自成体系,并且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自然语法。此外,本书有关BE动词习得的发现为“体假设”和“多因素原则”提供了实证证据。在教学方面,本书总结了学习者在习得BE动词及相关结构的过程中可能碰到的困难,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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