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横渡长江 9787559430144 杨波

1949年4 月24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人民解放军三野8兵团35军103师侦察科长沈鸿毅带领着一支人数不多的先头部队，率先入城，当他的队伍行进到山西路时，一辆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戛然而止，停在了他面前。沈鸿毅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被请上了吉普车。开车的美国人用熟练的汉语对他说道：“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面对这位美国人的突然邀请，沈鸿毅傻了眼，他只是一个接受占领任务的职位不高的解放军军官，并没有接到任何与外国人联络的使命，于是他很果断地对这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侨民。”在入城之前，像沈鸿毅这样的解放军军官都学习了入城守则和接管城市的有关注意事项，其中有一条就是保护侨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因而，他并未对美国人动武，也没有接受美国人的邀请。这个热情的美国人只好悻悻而去。

之后，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军管会收到美国大使馆的申述，说大使司徒雷登的专机坏了，需要时间修理。军管会问要修多久，回答说大约需要四个星期，军管会同意了。按当时的情况，即使飞机发生故障，司徒雷登也可从陆路或海路离开，而这位美国大使宁肯坐等四周以待专机“修复”也不肯换乘其他交通工具离开南京，确实另有一番意味。而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行政部门已迁往广州，美国已让驻华使馆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而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留下一架双引擎小型运输机，留给大使司徒雷登使用。

在1949年4月中旬，得知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刻把黄华找来，对他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都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周恩来临时决定将黄华调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简称南京外事处）处长，即刻就任。

1949年4 月26日，黄华到达南京。司徒雷登对黄华南下也心领神会，他在日记中写道：“据说黄华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派到这里来的。”因为周恩来清楚黄华和司徒雷登的关系。司徒雷登原是燕京大学的老校长，在燕京大学工作了二十七年之久。黄华原名王汝梅，1932年至1936年是燕京大学经济系学生，也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司徒雷登对他是熟悉的，黄华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时，也和司徒雷登见过面。

事实上，早在1948年秋冬，美国政府已经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内战中迅速彻底失败的结果。国务卿马歇尔在11月26日内阁会议上说：“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救不了它了。”美国对于其驻华大使馆的去留问题，早在1948年底即已开始考虑。当时，美国国务院曾起草了一份应急计划，一旦共产党军队进占南京，南京国民党政府南撤，在局势得到澄清以前，司徒雷登和大使馆要继续留在那里。司徒雷登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在南京解放之前的几个月内，他一直热衷于主张将大使馆继续留在南京，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

克拉克、钟士和我整天争论关于我的南移的意见。英国大使午后来，也讨论到同样的问题。后把大家一致的意见分列为三条，呈报国务院：1． 南迁广州，是我强烈反对的；2． 逗留南京静观其变才是我所喜欢的；3． 为规避后果，惟有听候华府召回以备咨询。如果这样，李宗仁什么时候才走呢？或者较后才走呢？我宁取较后才走的办法。

司徒雷登的根本目的就是寻找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借以宣传美国的政治主张。这位自负的老人认为他有一些许多人难及的优势：出生在中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政治领域有着广泛的经历；而且，作为燕京大学的前校长，该校有近一半的学生在共产党阵营中，在和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他都处于老师的地位，这种师生关系可以使他接触到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他相信自己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美国的政策。

1949年5 月5 日下午，黄华突然接到燕京大学同班同学傅泾波的一个电话。当然在这时候突然接到傅泾波的电话，黄华明白这其中的缘由，或多或少，他自己代表的是中共，而傅泾波是司徒雷登的私人代表，代表老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显然又是美国政府的代表了。

傅泾波随即问道：“老同学，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呀？”

“明天上午吧。”黄华答道。

第二天，黄华在外事处办公室接见了傅泾波。

傅泾波首先谈了谈他们共同的校长司徒雷登：“老校长一年来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的认识是错误的，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他本人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不熟悉。”

傅泾波还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比换另一个人要好些！”

在会见快要结束之时，傅泾波似乎不经意地对黄华说：“你既然已经到南京了，就该跟我去看看校长！”

黄华正言道：“会见的事我会考虑的。美国人援助蒋介石的政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深的创伤，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怎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呢？空言无用，需要美国首先做些实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是否面见司徒雷登，黄华不敢擅自做主，于是致电北平请示。5月10日，回电表示：“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但在见面时要“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谴责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声明”。还指示，在与司徒雷登谈话时，“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事实上，在1949年3月，司徒雷登就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以便与新政权接触，建立美中新的关系。国务卿艾奇逊于4月6日回电，授权他与中共进行会谈，要他不要把话说得太肯定，并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风声，引起国会中反对派的反对。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拜访他的老校长，与司徒雷登进行了秘密接触，进行了“友善而非正式”的谈话。

黄华说：“首先，有解放军进入您的住宅，我们表示歉意。”

而司徒雷登一脸平静，不介意地说：“有几个年轻士兵进来了，我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要看一看，态度还好。”

黄华立即又说：“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进行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您的安全一定会得到保护。这一点，请您放心。”

司徒雷登随即表示：“我们愿同新中国建立新的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

后，司徒雷登还表示：“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现在所运来的（援助物资），是国会去年通过而未运的部分，所余无几，今后再无援助。”同时，司徒雷登表示：一旦中国新政府成立，美国即会考虑承认问题。但在此之前，“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

5月14日，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报告》中称：

昨天晚上，黄到我宅邸拜访，逗留了近两个小时。我们谈话是友好而不拘礼节的。我竭力不发表政治言论，直到互相致问候以后，他先谈到这方面问题。然后，我认真地讲到各国人民，特别是我本人的和平愿望；也谈到尽管这是民众的普遍愿望，但危险局势依然在发展；谈到对下场战争难以描述的恐惧；谈到我深信目前的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都是——是出于误解、恐惧、猜疑，而这些通过坦诚相见是可以消除的；谈到美国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士对中共主张马列主义的恐惧，所谓世界革命、必须推翻资本主义政府，等于宣布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

黄问起我的计划。我告诉他我接到指示，并补充说：我乐意多留一段时间，以表明美国人民对全中国人民的幸福的关注；我希望保持以往的友好关系；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多少有助于恢复这些关系，这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我的奋斗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际友善。对此，黄也知道，我在中国一直为此工作。

……

司徒雷登与中共代表黄华会面的消息，在南京原外交界人士中已被盛传。传闻说：司徒雷登已与黄华取得联系，要求其他外国使馆同美国使馆一致行动；甚至还传说，黄华是带着周恩来的信来南京的。这些传说引起其他各国使节的疑问，纷纷要求与黄华会见。10月3日，黄华以南京市军管会委员兼外事处处长的名义把留在南京的所有前外国外交官召集到外事处，宣布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以及对待在南京原各国使馆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一些外交人员是次与中共军管会的官员接触，显得紧张兮兮的。当时，黄华用汉语宣布了中共政策，有些外交官根本就听不懂中国话。这时，在中国出生的加拿大使馆的临时代办穰杰德用汉语问黄华，是否允许他把刚才的话翻译成英文。黄华点头表示同意，会场上的气氛顿时轻松活跃起来了。

6月8日，傅泾波在与黄华的另一次会晤中，问道：“能否让老校长在6月24日他生日之时到燕京大学与燕大师生一起过生日呢？”在燕京大学与师生一起过生日，是司徒雷登几十年不变的习惯。

6月11日，司徒雷登到刚刚解放半月的上海做了一次短暂访问，看望了在上海的美国侨民和在上海的许多燕大校友。在谈话中，他们都力劝司徒雷登北行。一周后，黄华主动询问傅泾波，在时间安排方面有无困难。这应被视为中共对美国方面询问的非正式答复。傅泾波没有给予肯定答复。

在后来的日记中，司徒雷登写道，有人告诉他：“宣称，我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同一天，司徒雷登接到燕京大学现任校长陆志韦十天前发出的邀请信。信中，陆志韦透露了如下信息：“昨天（6月15日）上午我见到周（恩来）先生。……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来）的。” 

对于拟议中的北平之行要达到的目的，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作了报告。

6月28日，黄华正式告知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傅泾波随即又提出，司徒雷登此时已73岁高龄，身体是经不住长途乘坐火车的颠簸的。黄华此时再次很有诚意地表示“如要乘坐飞机亦可安排”。司徒雷登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他又考虑到美国国会将于7月底休会，国内政局将变得复杂起来。于是将此事电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定夺。

出于同样的考虑，傅泾波建议司徒雷登“先斩后奏”，不要苦等华盛顿的指示，先行促成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事实。因他深知美国国务院面临种种压力，而国务卿艾奇逊又胆小怕事，同时面临院外援华游说集团的压力，恐不易同意，不如造成既成事实以打开僵局。司徒雷登通常对傅泾波言听计从，唯独这次例外，而恰恰就是这一次令他终生追悔莫及。

司徒雷登一再强调小心慎重，因为他过去曾数度受到美国国务院的训斥。他们责备其自作主张介入和谈活动。 

6月30日，司徒雷登去函请示美国国务院。 7月2日，司徒雷登收到复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这一消息由傅泾波转告黄华，黄华很不高兴，他表示，北平系根据司徒雷登之请而同意他去燕京大学访问的，去与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决定。

见飞北平已无望，司徒雷登的专机机长、美国大使馆空军武官邓宁上校来到南京外事处，说飞机已修好，要求办理专机离境事宜。

7月25日，司徒雷登办理了出境手续，又找到他的学生黄华谈了后一次话。

“你说一说，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上，你们有何希望？”

黄华说道：“现在，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它具有对中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

司徒雷登缓缓地说：“美国政府近也不能做什么，过一个时期，看情况发展再说。中国的内战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美国政府对形势的看法有误。”

8月2日，司徒雷登一行乘坐专机离开南京回国。 

后来，傅泾波在叙述这段往事时万分感慨地说：“如果当时老人家去了北京，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正如司徒雷登晚年经常对傅泾波的家人说的那样：“I am not apolicymaker．（我不是政策制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