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陕北味故乡情 9787517608011 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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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厚夫
出版社商务国际
ISBN9787517608011
出版时间2021-02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30元
货号31109517
上书时间2024-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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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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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厚夫，本名梁向阳，陕西延川人，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市作协主席。已出版《路遥传》《走过陕北》《当代散文流变研究》等多部著作，曾荣获柳青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奖项。
目录
第一辑 陕北，我热恋的故乡
徜徉在陕北文化的河流中
路遥：用心写人民
史铁生的“清平湾”
与陈忠实老师交往的二三事
怀念刘茵老师
为路遥立传是我生命的自觉
永远的延安
群山之中
醉黄陵
蟒头山记
石宫寺记
塞上名山数青云
冬季无雪
静夜听雨
三月的风
第二辑 乡村记忆
童年拾趣
听书
最是书香能致远
祖父、父亲和我
燕燕于归
家乡的味道
酸菜
延川“雁门关”
延川红枣记
故乡的河
河畔行
到黄河漂流去
永远的萝卜花
乡村，我的乡村
关于城市与乡村的问答
在南方城市的感觉
后记
内容摘要
\\\"春种禾苗秋收谷，咱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陕北的黄土地孕育了信天游，更孕育了古老的文明，孕育了大山褶皱间那些顽强不息的生命。作家厚夫以酣畅淋漓、真挚动人的笔墨，记叙了故乡陕北独特的地域文化、名人逸事、山川风物，以及自己的童年趣事、生活经历、故园之思等。既有简练生动的描写，又有深沉大气的叙述，行文洒脱，充满了深厚的人文情怀，为读者了解陕北文化和乡土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口。
\\\"
主编推荐
黄土地深深不过游子故园情延河水长长不过游子心中的眷恋
精彩内容
\\\"《史铁生的“清平湾”》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其中来我的家乡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有两千多人。这两千多名北京知青中绝大部分都非常优秀，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仅我所知，习近平总书记，著名作家史铁生、陶正，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杨卫院士，美国某文图公司总裁孙立哲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美华女士，著名画家邢仪女士等，都是当年在延川县插过队的北京知青。当年，我的家乡禹居公社梁家沟生产队，这个全村人口仅有百余人的芝麻粒大小的小山村，呼啦一下子就来了十九位北京知青，他们对这个小山村的文化影响可想而知。他们其中的一些名字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录志宏、赵红梅、李万英、任颖光……1998年1月16日，我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听“洋话”的日子》，深情地回忆那些仿佛星星一样自天而降的北京知青们，以及他们对陕北的影响。一位曾在延安插过队的知青看到后，还专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表示感谢。是的，我们这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从小跟在北京知青屁股后面学“洋话”的中年人，怎能忘记北京知识青年当年对我们的影响呢！
我青年时期能坚定地走上文学道路，与家乡延川县的文化氛围有关系。陕北是一个“化外之地”，在这个“民朴少文”的陕北，延川县确实是个“异数”，自古以来一直重视文化建设。陕北俗语云：“文出两川（延川、宜川），武看三边（定边、安边、靖边）。”“文”指文人，“武”指武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延川文人在古人心目中的位置。史料记载，唐代大和元年（827年）延川籍士子李邰考中朝廷的“文状元”，这也是陕北历史上唯一一位“文状元”。明清时期，延川籍的举人、进士屡见不鲜；特别是“秦西闺中不多见”的陕北才女清代女诗人李娓娓，更是古代延川文人的典型代表。当然，延川文化在陕北乃至陕西的影响力，是在当代形成的。以谷溪、路遥、陶正、史铁生、闻频、荆竹、海波等为首的延川“山花作家群”，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据我的初步统计，当代社会曾在延川生活、学习、工作多年后，走出延川以及延川本土培养出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十多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地域文化的一个奇迹！我曾专门撰写过《地域文化与“延川山花”文艺现象》进行过论述。
陶正与史铁生同是北京知青，也都是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陶正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月光织成的网》《重叠的印象》《第三种死亡》，以及陕北题材的中短篇小说集《女子们》《天女》等行世，其短篇小说《逍遥之乐》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年，陶正先生逐渐淡出文坛，从事他的歌舞创作去了。而史铁生自从走上文坛后一直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他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长篇散文《我与地坛》，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务虚笔记》等，均为广大读者所熟悉。许多人甚至能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合欢树》等名篇背诵下来。说史铁生是“山花作家群”的作家似乎有些勉强，因为早在延川插队时，史铁生还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他的写作是因病返城以后的事情了。但是说陶正是“山花作家群”中的作家却一点也不为过！因为陶正早在延川插队时就参与了延川文艺小报《山花》的创刊活动，也表现出了卓越的文学才能。
许多曾在延川插过队的北京知青，是我少年时期崇拜的偶像，如孙立哲、丁爱迪、陶正等。孙立哲当年是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村的“赤脚医生”，他能在非常简陋的医疗环境下，在农家擀面的案板上做阑尾手术、妇女子宫大出血等手术，是延川百姓家喻户晓的“救命菩萨”；丁爱迪是扎根农村的典型，他在担任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带领村里百姓没明没夜地打坝造田，改变了老百姓千百年来受穷的面貌。丁爱迪和孙立哲都被编进《延川十唱》，成为我少年时代所学习的楷模。陶正当时与高红十合作的长篇朗诵诗《理想之歌》则名噪一时，我们的语文老师上课时总要带领我们朗诵：“红日白雪蓝天……”我知道史铁生则相对晚一些，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了。那时的延川“山花作家群”的成员们已经在中国文坛上大展拳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延川走出的路遥，凭着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两次得到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尤其是中篇小说《人生》的发表，更是产生了轰动效应，以至于当代文学界把1982年戏称为“路遥年”。陶正不仅创作出陕北题材的《女子们》《后生们》，也凭着短篇小说《逍遥之乐》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诗人闻频以《延河》为文学平台，发起了向全国诗刊密集进攻的冲锋。当年“山花作家群”中唯一的“县中队战士”——荆竹，经过复旦大学的深造，已经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工作，成为宁夏地区重要的文艺评论人才。当年《山花》的主要发起人谷溪叔叔也已经到延安地区文联落脚，挥动他的“老镢头”，掀起了一股“老镢头诗”的旋风……而史铁生也因插队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捧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被延川县广泛宣传，也自然成为我们这群正在文学门槛前徘徊的“文学青年”的学习对象。这篇小说用散文化的抒情笔调，深情地回忆了“我”当年在陕北的“插队故事”，回忆了善良的“破老汉”（其实是“白老汉”，延川方言念“白”为“破”），回忆了“我”与“破老汉”深秋放牧着的那群红犍牛、黑犍牛，回忆陕北插队生活带给“我”的温馨记忆……小说中“清平湾”的原型就是史铁生曾经插过队的“清平川”关家庄。说来有趣，1983年的中国文坛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二十部作品的二十位作者中，竟有两位是曾在延川插过队的北京知青，而且这两位知青都是关庄公社的知青，都是清华附中的毕业生。我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非常钟爱，几乎达到会背诵的程度，因为这篇小说的抒情方式非常符合我的审美情趣。我喜欢有着浓厚的抒情味道、节奏缓慢、诗意盎然的散文化小说风格，甚至是刻意的模仿。这篇小说对于正初学写作的我启示很大：原来陕北农村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经过作者的情思过滤，赋予了抒情的诗性。我生活的年代是英雄远逝的年代，已经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英雄传奇，有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这篇小说教给我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美，并加以提炼与抒发。我后来发表在1989年《当代》杂志第6期上的短篇小说《土地纪事》，就深受这种风格的影响。自从这篇小说走进我的内心，我更加刻意关注史铁生的文学创作了。他后来发表在《钟山》杂志上的中篇小说《插队的故事》，我也是想方设法找来阅读，并认真地做了读书笔记。说来好笑，当时的我被文学勾引得鬼迷心窍，一门心思地扑在创作上，总想写出一篇惊人之作来。可是直到现在，我仍在原地踏步。有时，我一个人独自暗想，虽然没有什么文学成就，但“过程是最重要的”。一笑，也就自己给自己宽心了。
1984年夏天，成名后的史铁生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回了一次“清平湾”，即他当年插过队的关庄公社关家庄村。那时的我正在延川的一所中学当“孩子王”，我无缘亲眼看看他。这不能不说是我的遗憾。后来，我听说史铁生还去看黄河壶口瀑布了，由于行动不便，无法到瀑布边上。陪同他的谷溪叔叔把他背在背上，背到瀑布边上，这才满足了史铁生的心愿。当我听到这个故事后，我竟情不自禁地流泪了。1985年，我进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深造。那时的我已经出落成一名狂热的文学青年，总想去看看史铁生，但是又终于忍住了，怕给拖着病躯的他添麻烦。
1990年秋，辗转在泥泞的人生道路上前行的我，已经落脚到延安大学中文系，任写作教研室的一名小助教。那年秋天，我尊敬的谷溪叔叔找到我，说他与路遥等人商量了，也与延川县里沟通了，县里要隆重纪念文艺小报《山花》创办二十周年，准备出一套“山花文丛”，分别为“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戏剧卷”。他要我担任“小说卷”的责任编辑，负责编辑此卷。其实，那时距《山花》创办二十周年纪念日还有近两年的时间，谷溪叔叔未雨绸缪，提前做工作。谷溪叔叔当时能想到我，估计是我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进入了他的法眼。谷溪叔叔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为家乡出力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按照我们的编辑方案，北京的史铁生、陶正，西安的路遥、海波等人，都是小说卷的重点人物，既要编每位作家的代表性小说作品，还要收录“主要作品目录”与“个人小传”，“个人小传”最好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表现。确定了这样的编辑方案后，我首先开始按照谷溪叔叔提供的通信地址给陶正、史铁生写信，请求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回信很快，我的信发出不到半个月，他们的回信就都来了。尤其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史铁生亲自回了一封书写认真的信件，还寄来了打印的“史铁生小传”与“史铁生主要作品目录”。陶正也寄来了复印的“陶正作品概录”与自己的一张近照。我当时即把史铁生对谷溪、路遥的问好分别转达给他们了。我正要大干一场的时候，又是谷溪叔叔让我踩了刹车。好像由于县里一些说不清楚的原因，资金迟迟不能到位，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由于事情没有做成，我一直想再给陶正和史铁生写封信解释一下，但勇气不足，只好放弃。过了很长的时间，我第一次见到陶正老师，给他说起此事，他说谷溪早给他们说过了。我想，谷溪叔叔既然给陶正解释了，肯定也会给史铁生解释的，我这才把心中高悬的一块石头放下。
编“山花文丛”的工作虽然没有办成，但我却精心收藏着陶正、史铁生当年的来信。现把史铁生的来信公布如下：梁向阳同志：您好！来信收到。首先祝贺《山花》创办二十周年，祝贺二十年来延川的文艺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遵嘱寄上我的“主要作品目录”和一篇“小传”。我一时写不出“关于我的报告文学”，想想我已走过的四十年，千头万绪、纷纷纭纭，很可能是文字所无法记述（注：原信中“记述”一词下面加点）的。有别人写过我，但或仅着重我的作品，或只写了我生活中的一个小点，或夹杂了作者的感觉和猜想，离“真确”二字甚远，恐怕都不合你们的要求。所以我想，也不必求一律，别人可以有“报告文学”，我就以此“小传”代替吧。
一定代我问候谷溪、路遥。《山花》上见到谷溪的近照和“答记者问”，倍感亲切，他与几年前一样，没变样，读到他“壮得像一头牛”，甚感欣慰。
问延川和《山花》的所有朋友们好！
史铁生
九〇年十二月一日史铁生信中所提到的《山花》，是我给他寄去的。那时，《山花》的主编是我的朋友、现供职中央电视台的曹建标先生，他已经把《山花》由原来的十六开小报折腾成一张《参考消息》一般大小的文学报纸了，上面还刊载谷溪叔叔的“答记者问”。其实，《山花》的记者就是曹建标。延川人敢作敢为的性格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时的《山花》办得风风火火的，一点也不比一般的省级文艺报纸逊色。史铁生让我“一定”代为问好的路遥老师，也竟在1992年11月17日晨溘然离世了。路遥病逝后，史铁生还曾写过一篇《悼路遥》的纪念文章。文章这样写道：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延川，是路遥的故乡。
我下乡，他回乡，都是知识青年。那时我在村里喂牛，难得到处去走，无缘见到他。我的一些同学见过他，惊讶且叹服地说那可真正是个才子，说他的诗、文都作得好，说他而且年轻，有思想有抱负，说他未来不可限量。后来我在《山花》上见他的作品，暗自赞叹，那时我既未做文学梦，也未及去想未来，浑浑噩噩，但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十分地羡慕很可能就接近着嫉妒。
而史铁生当年亲笔撰写的“史铁生小传”，文笔诙谐、幽默，是我看到过的最为睿智的名人“小传”之一。“小传”这样写道：史铁生小传1951年1月生于北京。1958年至1964年在北京市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读书。后考入北京清华附中。初中二年未尽，“文化革命”开始，从此便与上学无缘；在校参加“文化革命”，热情有余偏出身不足，故心存向往却终无作为，属“逍遥”的一派。逍遥之间读了些书，读了“鲜花”也读了“毒草”，自然也有小疾而不辞，自愿去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究其缘由：三分虔诚，七分好奇。插队期间努力劳动，种了一年地，喂了两年牛，衣既不丰食且不足，与农民过一样的日子，这才看见一个全面的中国。不料小疾衍成大患，插队三年双腿忽然瘫痪，遂转回北京。回京后住医院治疗，历时一年半，前半年还想站起跑，后一年却想不如干脆躺下去死；然而医生、护士煞费苦心百般拯救，各路朋友不离不弃爱护备至，自忖不当以死作答。1973年5月出院回家。1974年到1981年在一家街道小厂做工，既可挣到饭钱，又可得些快乐。做工之余自学了一年外国语，没有做翻译的机会，浅尝辄止。便改行去画彩蛋、画仕女图，虽第一批货即被验收，但非兴趣所在，半途而废。然后想起了写小说。据说不能永远四处去深入生活的人，写小说是自取灭亡，虽心中无限忧虑，一时也顾不得了，莽莽撞撞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幸好一直保持着警惕，没把它当成一件必须成功的事业来做。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幼稚浅陋不足为憾，所憾者母亲先此二年去世，未能博她一笑或给她一点点安慰。1981年病情加重，不能胜任工厂的工作，遂回家休养。所幸此时有了对病残知青的政策，开始享受工伤待遇和公费医疗，温饱有靠，可以安心写作。唯疾病缠绵，精力不足且能力有限，写作十年仅发表中短篇小说及电影剧本三十余篇（部），七十余万字。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合同制作家。如今已是不惑之年，然而无论生活还是写作，迷茫惶惑之点并不减少，唯有一点日渐明朗：再改行已经来不及，还得在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终于能走到哪儿并不重要；如果生命是一条河，职业就是一条船，为了在生命之河上漂泊，总是得有一条船。船不是目的，河也不是目的，目的是诚心诚意地漂泊。
我把《他到地坛那里去了——痛悼史铁生先生》的博客文章贴出去后，一位曾在延川插过队的北京知青给我留言：“感谢延川乡亲的怀念文章，‘史铁生的肉体虽然已经走了，可是灵魂却仍在文字中飞翔’。延川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培育出了不少文化人，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提升，这就是所谓人杰地灵吧……”我以为这位朋友的概括非常准确。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延川县这块干渴的土地上，人们言必路遥，谈必谷溪。某种意义上，人们对路遥、谷溪等人的敬慕，表明了一种价值取向。也就是他们成为榜样、成为旗帜，成为众多后继者走向成功的动力源泉。许多人对文学的痴恋似乎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许多人对艺术的热爱达到了忘情忘我的地步。难怪有人戏言，延川县这个怪地方，别的不长，只长作家；别的不出，只出艺术家。”在延川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作家、艺术家之所以像陕北的枣树一样一丛丛地往起冒，一个关键点诚如这位知青朋友所言：“延川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培育了不少文化人，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提升，这就是所谓人杰地灵吧……”是的，以我的孤陋寡闻，至少在陕西的这块土地上我还很少见过像延川文化人这样相互影响、相互提升、紧密团结的文化群体。在延川这块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发芽、破土、起步，这可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莫大幸运啊！可是，如今当年“山花作家群”中的路遥走了，史铁生也走了，这怎能不让人为之伤感呢？
呜呼！斯人已去，长歌当哭。我们这些正在人生旅途上行走的“过客”们，还要继续着我们的生活，继续着我们的思考，继续着我们的写作。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对得起延川“山花作家群”这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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