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乾嘉学派研究 9787100235518 陈祖武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经史考证，朴学大兴，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学术史上称之为乾嘉学派。为什么会出现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历史现象?20世纪初叶以来，我们中国的几代学人，都在不间断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陈祖武先生究心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承前哲时贤数十年积累。复以一己不间寒暑之文献爬梳，多历年所，千虑一得，逐渐悟到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百年之久，实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彼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为宋明以降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制约、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论究乾嘉学派，不宜孤立地以某一方面的原因把问题简单化，而应当放开视野，多方联系，力求准确地把握历史合力的交汇点，揭示出历史的本质。

陈祖武，1943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65年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1998年至2008年，任历史研究所所长。2009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至今一直在馆员岗位履职。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学案史》《清初学术思辨录》《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等。兼任全国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主要古籍整理成果有《榕村语录》《杨园先生全集》《清儒学案》《榕村全书》等。

前　言 1

第一章　乾嘉时期清廷的文化政策

第一节　经筵讲论与高宗的学术好尚 4

第二节　《四库全书》的编纂 20

第三节　《李朝实录》所见之乾嘉学术 45

第二章　古学复兴之风的酝酿

第一节　兴复古学的前驱 62

第二节　惠栋复兴汉儒《易》学的努力 84

第三节　卢见曾与汉学的崛起 100

第四节　全祖望与浙东学术 135

第五节　杭世骏与“三礼馆” 160

第六节　“贾而好儒”的“扬州二马” 178

第三章　经史考证主流地位的确立

第一节　戴震学说的历史命运 219

第二节　毕沅对经史诸学的倡导 242

第三节　钱大昕与苏州紫阳书院 301

第四节　从汪中到高邮二王 336

第五节　阮元与《皇清经解》 348

第四章　乾嘉儒林举隅

第一节　“三礼馆”总裁方苞 367

第二节　举业叛逆吴敬梓 375

第三节　朴学大儒王昶 383

第四节　浙东史家汪辉祖 389

第五节　赵翼与《陔余丛考》 394

第六节　考古奇儒崔述 405

第五章　学术随世运变迁

第一节　章学诚与乾嘉学风 411

第二节　汉宋学之争与考据学之趋向边缘 477

第三节　今文经学的复兴 482

第四节　唐鉴与《国朝学案小识》 495

第六章　乾嘉遗风与历史反思

第一节　晚清七十年之学术大势 507

第二节　钱宾四先生论乾嘉学术 532

第三节　侯外庐先生论专门汉学 564

第四节　乾嘉学派研究与乾嘉学术文献整理 573

附　录

一、读章实斋家书札记 588

二、章实斋集外佚札二通考证 602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经史考证，朴学大兴，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学术史上称之为乾嘉学派。为什么会出现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历史现象?20世纪初叶以来，我们中国的几代学人，都在不间断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陈祖武先生究心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承前哲时贤数十年积累。复以一己不间寒暑之文献爬梳，多历年所，千虑一得，逐渐悟到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百年之久，实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彼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为宋明以降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制约、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论究乾嘉学派，不宜孤立地以某一方面的原因把问题简单化，而应当放开视野，多方联系，力求准确地把握历史合力的交汇点，揭示出历史的本质。

陈祖武，1943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65年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1998年至2008年，任历史研究所所长。2009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至今一直在馆员岗位履职。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学案史》《清初学术思辨录》《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等。兼任全国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主要古籍整理成果有《榕村语录》《杨园先生全集》《清儒学案》《榕村全书》等。

晚清七十年之学术大势

道光中叶的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以之为肇始，迄于清朝覆亡，七十年间的中国学术界，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中国社会走出困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以下，拟就此一历史时期的学术演进谈几点极不成熟的认识，一孔之见，难得要领，敬请读者批评。

一、经世思潮的崛起

乾隆中叶以后，正当清高宗宣扬文治、侈谈武功之时，吏治败坏，官逼民反，清王朝业已盛极而衰。嘉庆一朝，其衰颓不振集中表现为此伏彼起的南北民变。就中尤以湘黔苗民起义、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东南沿海武装反清和畿辅天理教起义，予清廷的打击最为沉重。道光前期，王朝的危机则突出地反映为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前者是内忧，后者则是外患，内外夹攻，交相打击，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以空前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为根据，自康熙中叶以后沉寂多年的经世思潮再度崛起，在鸦片战争前后趋于高涨，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序幕。

（一）龚自珍的经世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末，以举人官内阁中书。道光九年（1829）成进士，因书法不中规矩而仍归中书原班。后擢宗人府主事，官至礼部主客司主事，兼祠祭司行走。道光十九年（1839），迫于仕宦艰险，托名避其叔父出任礼部尚书之嫌，拔足南旋。返乡后，置别业于江苏昆山徐元文故园，应聘主持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兼职江苏丹阳县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在丹阳暴病而卒。

龚自珍出身于浙江望族，父祖簪缨文史，世代为官，其外祖段玉裁更是著称一时的文字学家。他自幼随父宦居京城，在家学濡染之下，为学之始即受乾嘉朴学影响。然而置身日趋加剧的社会危机之中，家庭影响毕竟是不能与社会力量相抗衡的。嘉庆十八年（1813）四月，自珍入京应顺天乡试。九月，天理教义军攻击紫禁城，朝野为之震惊。至此，所谓太平盛世已成历史陈迹，一代王朝衰象毕露。“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江河日下的国运，志不得伸的际遇，终于驱使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走上一条特立独行的学以救世的道路。

嘉庆十八年，龚自珍撰成著名的《明良论》四篇，喊出了“更法”的时代呼声。他说：“待其蔽且变，而急思所以救之，恐异日之破坏条例，将有甚焉者也。”自珍敏锐地感受到一场历史大动荡行将来临，于是在随后写成的《尊隐》一文中，他再度敲响惊世之钟：“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二十一年（1816）前后，自珍再成《乙丙之际著议》二十五篇。文中，他深刻地描绘出一幅“将萎之华，惨于槁木”的“衰世”景象：“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对于这样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欲使一世之人皆麻木不仁的衰世，龚自珍痛心疾首，他惊呼：“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因此，龚自珍对现存秩序的合理性大胆提出质疑，他说：“居廊庙而不讲揖让，不如卧穹庐；衣文绣而不闻德音，不如服櫜鞬；居民上、正颜色而患不尊严，不如闭宫庭；有清庐闲馆而不进元儒，不如辟牧薮。”一如《明良论》之倡言“更法”，在《乙丙之际著议》中，龚自珍再次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他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二）魏源“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

道光时代的思想界，魏源与龚自珍同以“绝世奇才”而齐名。他们不仅以各自学以救世的倡导，成为一时经世思潮的领袖，而且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皆是晚清学术的开风气者。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汉士，湖南邵阳金潭（今属隆回县）人。他早年随父宦居京城，相继从胡承珙问汉儒经学，从刘逢禄问《春秋》公羊学，从姚学塽问宋儒理学。道光二年（1822），举顺天乡试，以博学多识，名噪京城，时谚有“记不清，问默深；记不全，问魏源”之语。后屡经会试不第，为地方督抚藩臬聘，作幕四方，于江淮盐务、河工、漕运诸大政，多所赞画。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进士，累官至高邮知州。咸丰初，太平军下扬州，以“贻误文报”被劾去职。晚年侨居兴化，潜心佛学，法名承贯。咸丰六年（1856），南游西湖。翌年三月，病逝于杭州僧舍。

魏源之学，始自王阳明心学入。及至北上京城，侨寓江南，广交一时耆儒硕彦，视野大开，故于乾嘉汉宋诸学，皆深知其病痛所在。立足动荡的社会现实，他终由《春秋》公羊学而转手，走向了“通经致用”的道路。与汉宋学营垒中人异趣，魏源主张“以经术为治术”，倡导“通经致用”。他说：

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

同将经术与治术、通经与致用合为一体相一致，魏源立足现实，厚今薄古，主张把古今、“三代以上之心”与“三代以下之情势”相结合，进而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社会改革论。他就此阐述道：

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世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

在魏源的现存经学著作中，《诗古微》和《书古微》自成体系，是最能体现他“以经术为治术”思想的著述。尽管二书逞臆武断，牵强立说，多为后世学者讥弹，但是学以经世的精神，在道咸时代的大动荡中，则又是可宝贵的财富。如果说《诗古微》《书古微》是魏源在假经术以谈治术，因而还不得不披上神圣的经学外衣的话，那么他的《皇朝经世文编》以及稍后结撰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则是呼唤经世思潮的旗帜鲜明的呐喊。自《皇朝经世文编》出，同光诸朝，代有续辑，讫于民国，影响历久不衰。

（三）经世思想的高涨

嘉道之际崛起的经世思潮，自管同的《永命篇》倡言改革，经包世臣著《说储》主张废八股、开言路、汰冗言，具体拟议改制方案，到龚自珍社会批判思想的形成，南北呼应，不谋而合，都是一时学术界针对日趋深化的社会危机而发出的拯颓救弊呐喊。由于西方殖民者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愈益加剧的军事威胁，赋予这一思潮以新的时代内容。在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时局使之迅速发生重心的转化，由拯颓救弊转向呼吁挽救民族危亡，成为近代反帝爱国斗争的先导。

在这里，首先应当表彰的是林则徐。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号少穆，晚号俟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以翰林院编修官至湖广总督。道光十八年（1838）末，以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旋任两广总督。讫于二十年九月被诬革职，两年间，林则徐雷厉风行，禁绝鸦片，加强战备，抗敌御侮。同时，又组织译员，从事外国书报的翻译，以知己知彼，抗御外侮。据陈胜粦教授研究，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外国书报，可大致归为五类：一是《澳门新闻纸》六册，并据以选辑《澳门月报》五辑；二是摘译《华事夷言》和《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三是据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为《四洲志》；四是摘译滑达尔著《各国律例》（又译 《万国公法》）；五是翻译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应用书籍。其中《四洲志》及相关中外文献，后来皆转交魏源，辑入《海国图志》之中。

经历鸦片战争失败的打击，尤其是《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民族屈辱，魏源率先而起，探讨抗敌御侮的对策。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在江苏镇江晤林则徐，接过《四洲志》等资料，遵林氏嘱，纂辑《海国图志》。翌年，五十卷书成，旋即刊行。后续经增补，于咸丰二年（1852）以一百卷重刊。全书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诸方面情况，开宗明义即揭出撰述宗旨，乃在：“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自此，“师夷长技以制夷”遂成一时进步知识界的共识。

在介绍西方富国强兵之道的同时，魏源又着手总结清代前期的用兵经验，撰为《圣武记》十四卷。该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初成，后叠经增订，于二十四年（1844）重刊。二十六年（1846）再刊。全书与《海国图志》两位一体，激励民族奋发，成为一时探讨抗御外侮途径的重要著述。同林则徐一样，在鸦片战争前后，魏源也是倡导开眼看世界的杰出先驱。

鸦片战争后，清廷的妥协退让，导致投降声浪一度甚嚣尘上。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的经世主张，因之而多遭朝廷士大夫非议。然而当此逆境，与林、魏同调共鸣者，亦不乏其人。其中，尤以姚莹、徐继畬二人影响为大。

姚莹（1785—1853），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和，晚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鸦片战争期间，以台湾兵备道率一方军民抗击英国侵略军，英勇卓杰，名垂史册。《南京条约》签订后，竟因之获咎，贬谪川藏。在颠沛流离之中，他既据亲身经历所得，又“就藏人访西事”，撰成著名的《康纪行》一书。全书十六卷，接武林则徐《四洲志》和魏源《海国图志》，对世界各地的历史地理作了较之林、魏更为详尽的介绍。著者主张通过深入了解各国的情况，以从中寻求抗敌御侮的正确途径。他说：“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书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英国侵略者对我西藏的觊觎，进而敦促清廷加强边防守备，尤具远见卓识。

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牧田，一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自十六年（1836）起，历官广西浔州知府、福建延建邵道、汀漳龙道、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广西巡抚。二十六年（1846），调任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为对外交涉之前沿，徐氏多年供职两广、福建，于各国风土人情多所了解。其间，入觐京城，宣宗曾以各国风土形势为问，徐氏奏对甚悉，后即奉命采辑成书。道光二十八年（1848），《瀛寰志略》十卷竣稿刊行。全书据中外多种图书编纂而成，所涉凡八十余国之风土人情、史地沿革和社会变迁等，尤以东南亚各国资料最称详备。由于该书编纂严谨，构图精审，足以与魏源辑《海国图志》并肩比美，成为鸦片战争后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重要著述。因而不惟在国内风行，而且同《海国图志》一并传入日本，影响甚巨。

二、从“中体西用”到“三民主义”

咸丰间，太平天国民变如火如荼，资本主义列强剑拔弩张，清廷内外交困，国家积弱不振。于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潮应运而起。同治、光绪间，此一思潮凭借时局的短暂稳定而席卷朝野。甲午中日战争清廷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三十余年的“自强新政”，被日本侵略者的炮舰击得粉碎。帝国主义列强凶相毕露，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风潮骤然加剧，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于是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酝酿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遂以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迅速发展成强劲的变法维新思潮。晚清的最后十余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汹涌澎湃的时期。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旗帜，这一思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猛烈地冲击腐朽的君主专制政治，从而推动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埋葬了清王朝。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文化观。它以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先导，中经曾国藩、李鸿章等清廷重臣的首肯而张扬，直到由洋务派殿军张之洞撰《劝学篇》而加以总结，在洋务运动中形成和定型，风行于晚清论坛数十年。

“中体西用”文化观在晚清思想界的风行，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情，它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从文化演进的角度而言，此一文化观的萌生，乃是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的有力挑战，朝野士大夫和知识界的积极回应。其主要目的则在于为接受西学，使之为我所用而进行呼吁。

道光中叶的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文化，以“船坚炮利”向中国文化发出了有力的挑战。如何对待这样一个挑战？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正视现实，倡言“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为了抗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必须向他们在军事上的长处学习。在当时弥漫朝野的保守氛围中，尽管这一主张未能迅速传播，但是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再败之后，慑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奕、曾国藩、李鸿章等内外重臣被迫接受了严酷的现实。咸丰十年（1860），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他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 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的这一主张，同奕、李鸿章等此呼彼应，无异向朝野发出信号，即可以有选择地向西方学习，具体地说，就是向列强学习“船坚炮利”之术。

清廷重臣的思想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则来源于进步知识界的促进。在这方面，最先发出呐喊的便是冯桂芬。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又号邓尉山人，江苏吴县人。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中允。后因病居乡不出，讲学著书，岿然为东南耆宿。他学有根柢，经史、小学，多所究心，于天文、历法、数学，尤多用力。面对列强侵略，他接武林则徐、魏源，于时务多有议论，且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更深入一层。咸丰十一年（1861），他的《校邠庐抗议》编成。全书二卷，凡五十篇。书中冯桂芬倡言“采西学”“制洋器”，敢于承认中国“四不如夷”，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而主张在不违背“三代圣人之法”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他甚至说：“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一言以蔽之，冯桂芬所提出的文化观，就叫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为“中体西用”文化观确立了基本格局。此后之阐发“中体西用”说者，无论是洋务派中人，还是批评洋务派的早期改良主义者，乃至倡变法以图强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皆未能从总体上逾越其藩篱。同治、光绪间的思想界，一如梁启超所论，“中体西用”之说，确乎大有“举国以为至言”之势。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张之洞推出《劝学篇》，对之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总结。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卒谥文襄，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官湖北、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湖广总督，晚年以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病逝。作为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张之洞以兴办洋务的诸多业绩，而对晚清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之相辅而行，身为名重朝野的儒臣，他学养深厚，政教并举，亦对晚清学术留下了深刻影响。何以要结撰《劝学篇》？张之洞于此有如下说明：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