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卢作孚 民国一代船王 9787509549209 莫玉

1历史记住了这段时光——1938大撤退
　　
　　1937年7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两个方向上抵御日军的进攻。然而敌我力量悬殊，国土一寸寸沦陷。华东地区是当时中国现代工业的集中地，华东沦陷，中国近代工业将受到毁灭性打击，抗日将成为空谈。于是，在抗击侵略者的同时，后撤华东及各地的重要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成为仅次于前线的第二大任务。而在撤退的最重要时期——1938年，卢作孚成为了指挥这场撤退的核心。
　　
　　中华危急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遭遇的最大的一次民族危机。此时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千千万万华夏子孙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极尽个人之所能。在这其中，有一个叫卢作孚的四川人以一己之力，挽救中华命脉于危难存亡之际，他个人的行为，可以说事关8年抗战之成败。这卢作孚是何人？他一手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民生公司，正是他和他的民生公司为抗战初期的大撤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7年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起进攻，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爆发。整个战役期间，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2个旅团3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75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战争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仍然无法抵御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上海的沦陷无可避免。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尽管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但是却粉碎了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同时也为长三角地带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带集中了旧中国工业的核心，其中既包括与普通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也包括冶金兵工等直接关系抗战前景的重工业。战事不利，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失守成为定局。中国有极大的战略纵深，可以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但是中国的工业基础却只有这么多，一旦损失就难以补充，为了抗战大计，重要的工矿企业必须后撤。同时，许多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不甘心沦为日寇附庸，毅然决定向内地搬迁自己的工矿企业。于是，一边是前线惨烈的战斗，一边是后方紧张的搬迁运输。
　　最初的撤退计划是到武汉。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北有平汉铁路可以直达北平，南有粤汉铁路链接广州，向东则是长江干流可达上海进而出海。如果以武汉为中心继续抗战，那么不论日军在南北东何处发动进攻，中国军队都能够借助有力的交通快速支援前线。同时武汉也有相当的工业基础，旧中国军队装备最多的“汉阳造”步枪就是在武汉汉阳制造，整个抗战期间“汉阳造”都是中国军队的主力武器之一。
　　武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守住武汉，国民政府可谓是煞费苦心。先后调集约50个军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40余艘，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日本方面虽然先后攻陷上海和南京，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中国政府的抵抗依然异常顽强，同时大批厂矿企业内迁，也使得日军无法摧毁中国的工业基础。进一步攻击武汉也成为日军的必然选择。
　　1938年六月，武汉保卫战打响。尽管武汉极为重要，但是指挥不力以及军队腐败使得前线战况节节失利。以马当要塞为例，该要塞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建成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并在两岸山峰险要处设有炮台、碉堡等，水面布置有水雷防线，设有人工暗礁，自沉大量船只，同时配置重兵防守，耗资无数，坚固异常。
　　蒋介石对它寄于厚望，认为它至少能阻止日军攻势一个月左右。但是，战斗打响后，日军仅用时四天就攻下要塞。尽管中国守军拼死抵抗，但是一则军队指挥不力，命令前后不一；二则日军肆意使用毒气弹，中国军队准备不足，防不胜防。马当要塞失守后，中国军队曾组织反击，然而血战十余次，却始终未能撼动要塞。
　　随着前线不断失利，武汉也岌岌可危，集中到武汉的大批工矿企业必须进一步后撤至重庆。当时重庆已被国民政府定位战时陪都，部分人员和设备已先期到达重庆。当时由武汉至重庆的陆路交通非常有限，规划中的川汉铁路始终未能建成。因而主要的西撤路线就是长江水道。
　　长江全长六千余公里，不同河段水文条件差异极大。以湖北宜昌为分界点，宜昌以上河段为上游，此段河流水急滩多，大船无法通行，只能靠小船实现运输。宜昌以下中下游河段适合大船航行，万吨轮可通武汉。由武汉向重庆撤退，大船最多可由武汉抵达宜昌，物资和人员再由宜昌转运至重庆。一时间，宜昌成为大撤退的关键节点。从武汉出发的大船装满物资和人员，到达宜昌后就再也无能为力。然而宜昌并不安全，武汉距离宜昌不过三百公里，日军飞机转瞬即到，随时可以对聚集在宜昌的人员和物质进行肆无忌惮的轰炸。
　　在宜昌中转的人员和物资必须及时抢运入川，然而，当时上游河段的运输能力却极为有限，能走上游河道的只有卢作孚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吨至600吨。到1938年十月武汉沦陷时，滞留在宜昌的物资还有九万余吨，人员超过三万人。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全部物资和人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更为严峻的是，这年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还剩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一时间命悬这区区四十天内！
往前是滚滚江水，向后是日寇追兵，如何抢运这些物资？这副巨大的担子落在了卢作孚一人身上。而早在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再次进行了调整，1938年1月1日颁发了《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决定行政院下设八个部，即外交、军政、财政、经济、交通、内政、教育、农林部。1月6日，卢作孚被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会，负责统一调度指挥长江上的一切民用船只。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三北公司在内的所有大大小小轮船公司的船只都归这个委员会指挥。从1938年1月到1938年10月间卢作孚坐镇指挥完成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