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言志文思研究 9787020169757 黄开发 著

引 言

1930年代前半期，中国文坛兴起了一场与左翼、右翼、京派等文学思潮并立的言志文学思潮。言志派作家借重评晚明小品倡导言志文学，标举小品文，与左翼文学对垒，引发了声势浩大的言志文学思潮。然而，翻阅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文学思潮史，都找不到对这个文学思潮的明确论述。长期以来，言志文学思潮由于与左翼对立而受到主流文学观念的屏蔽，文学史包括文学思潮史在内的著作往往又陈陈相因，言志文学思潮的面目始终笼罩在历史的烟尘中。

这个文学思潮的存在是显明的。苏联文学理论家波斯彼洛夫有一个对“文学思潮”的定义：“文学思潮是在某一个国家和时代的作家集团在某种创作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以它的原则为创作自己作品的指导方针时产生的。这促进了创作的巨大组织性和他们作品的完整性。但是，并不是某一作家团体所宣布的纲领原则决定了他们创作的特点，正相反，是创作的艺术和思想的共性把作家联合在一起，并促使他们意识到和宣告了相应的纲领原则。”（［苏］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王忠琪、徐京安、张秉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8月，173页）古今中外的文学思潮多种多样，人们对文学思潮的理解不同，提出一个可以被普遍认可的定义十分困难；不过，此定义对于言志文学思潮来说是适用的。这个文学思潮共享纲领性的文学观念，言志派作家在政治倾向、审美趣味、题材主题、文学风格诸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共性。言志派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骆驼草》《世界日报·明珠》等主要的发表阵地。代表作家周作人、林语堂有相近的言志文学理论，青睐闲话式的小品文，有着共同的对手，在他们的麾下还各自集合了一个小品文流派：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苦雨斋派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

1932年9月，北平的人文书店同时推出周作人的文学理论小册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与沈启无编选的《近代散文抄》上册（下册于12月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言志派文论重镇，周氏用“言志”与“载道”重新架构中国文学史，《近代散文抄》为晚明小品选本，二书一理论一作品选，互相配合，引发了一次晚明小品热。受其影响，林语堂认识并推崇袁中郎等晚明作家，并用传统言志派的话语形式，重述了他受克罗齐、斯宾岗（J.E.Spingarn）等影响的表现派文论。1934年4月，林语堂主编的半月刊《人间世》创刊，大力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周作人与他的几个弟子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江绍原等苦雨斋派成员悉数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创刊号登载了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手迹，并配以大幅照片。同时，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胡适等人的和诗，众所瞩目。《人间世》的问世，特别是南北言志派——苦雨斋派和论语派——的联手，引起了势头正盛的左翼作家的高度警惕和讨伐，于是，代表两种截然不同文学倾向的派别针锋相对，发生了大规模的文学论争，凸显了新文学“言志”与“载道”两大传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文学史影响。

“言志”和“言志派”的概念在1930年代前期文坛广泛使用，“言志派”的派别特征受到了一定的关注。金克木于1935年发表几篇文章，分析和评价言志派的特点和得失。《言志派文章之四名家》举出林语堂、俞平伯、周作人、废名为言志派具有独创性的代表作家。作者又在《论周作人文章的难懂》中，把《莫须有先生传》选为“有辞章而无义理”的“言志派的极峰”。他对“言志派”是持批评态度的，在《言志派的弱点》中说：“言志风气是自发的、自然的、事实上的结局，是不能提倡、不能有意去制造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来以后，接着出来《近代散文抄》。有了理论，有了模范，言志文学的大旗堂堂出来，但旗下掩护着的已不是言志文学了。”金氏的三篇短评预设了一个严格的“言志”标准，然后进行评判。尽管是反面文章，也说明“言志派”已成为受到时人注意的现象（金克木：《文化卮言》，周锡山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213页、211页、212页）。

有人发表文坛八卦式的文章，把《论语》中常发表文章的八个台柱式人物拟为“八仙”：吕洞宾——林语堂，张果老——周作人，蓝采和——俞平伯，铁拐李——老舍，曹国舅——大华烈士，汉钟离——丰子恺，韩湘子——郁达夫，何仙姑——姚颖（五知：《瑶斋漫笔·新旧八仙考》，1937年4月20日《逸经》28期）。《宇宙风》创刊号发表女作家姚颖的《改变作风》，文末附有“语堂跋”，其中说：“本日发稿，如众仙齐集，将渡海，独何仙姑未到，不禁怅然。适邮来，稿翩然至……大喜，写此数行于此。”（姚颖：《改变作风》，1935年9月16日《宇宙风》1期）这说明林语堂本人也是很认可“八仙”之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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