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躁动的日本:危险而不为人知的日本战略史观 9787218096537 [日] 小代有希子著，张志清，李文远 译

前 言  被“选择性遗忘”的战争及不为人知的战略思考

     本书根据大量的日本文献，探讨了“二战”前、“二战”期间，尤其是“二战”结束时日本政府的战略思考，其中许多文献之前无人引用或只是用作其他方面的研究。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对日本战败的叙述总跳不出“太平洋战争”的条条框框，它不断地给日本人民灌输这样一种战争记忆：日本只有败给美国，战后才能复苏并重新融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以至于战争结束时，这种印象在日本已经人尽皆知。在这种记忆中，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日本殖民帝国的覆灭，以及日本在1945年8月战后“重生”以来应当汲取的历史教训都被选择性地忽略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战争目标主要是针对欧亚大陆，而为了尽量还原整场战争的面貌，本书将苏联拉回到历史视野，并将这一战争重新命名为“欧亚-太平洋战争”，深入调查这个由日本政府制定并努力实施，后却不得不放弃的扩张计划。
战前的日本一面编织帝国梦想，一面高度重视欧亚大陆，并把强大的俄国及之后的苏联看作日本与西方文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交流的桥梁。只是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为了整个国家生存的考虑，日本的未来规划者们才不得不把美国纳入到不断变化的欧亚-太平洋地缘政治圈。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叙述消融了日本的“欧亚大陆”概念，促成了战后的日本“集体遗忘”本国的殖民帝国时代。
     对“二战”以及太平洋战争历史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关于日本政府领导阶层在战时及战争进入后阶段里对地缘政治的战略思考仍然鲜为人知。1944年秋天，日本政府和帝国大本营中就已经有不少成员认为苏联将终对日宣战，但这个结论是如何推断出来的，也鲜有史料记载。当时的日本领导人深知莫斯科方面需要与日本保持中立，以便集中兵力对付欧洲战场，但德国一旦战败，这种中立将变得毫无意义。日本领导人一方面与苏联举行外交谈判，以期通过苏联的斡旋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一方面又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苏联人着手准备发动对日战争。通过密切关注中国和朝鲜内部政治派系的争斗以及它们与美苏的关系，“欧亚-太平洋战争”策划者们得出结论：苏联与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有效遏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他们希望，苏联能够介入东亚，填补日本帝国覆灭后亚洲地区形成的权力真空，并与美国抗衡。
     转变作战战略时，恰逢日本战时政府从根本上对作战指挥系统进行调整。这次调整发生在1944年7月，当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已成定局。塞班岛陷落后，时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被选为首相，由他接管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在“二战”绝大部分时间内执政的东条内阁。小矶国昭当时并非帝国首相的人选，而且裕仁天皇和掌玺大臣木户幸一也因为其牵涉进“1931年3月事件”中（即由日本陆军内部“樱花会”发起的一次未遂的政变。——译者注），所以并不看好小矶国昭。因为没有更好的人选，小矶国昭才得以勉强上位。虽然只是个名义上的首相，但小矶国昭却在1944年8月4日成功组建了“战争指导会议”，确立了统一的指挥体系，使首相和外相能够共同参与指挥部的决议，以保证战争策略和指令的有效执行。
     这是这是在战时决策方面取得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此之前，帝国大本营包揽了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所有协调工作，拥有指挥特权，政府和首相却无法参与战时行动策划和战略规划。早在1937年11月，中日战争爆发数月后，新改组的帝国大本营成立了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旨在进一步促进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与政府之间的磋商。结果证明，不仅联络会议很难让陆海军在战略计划上达成一致，而且也很难改变军队自行其是的习惯，很难协调政府其他部门的资源和政策，来配合陆海军的军事决策和需求。
     小矶国昭于1944年7月22日正式上任，而此时恰逢日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失利，窘境连连。迫于形势，军方领导层批准了小矶国昭的提案，采用新的指挥机制，并同意与非军方机构代表分权。战争指导会议核心成员包括当时同盟国所熟知的日本六大领导人，即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首相、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其他高级军官也应邀参加。与此前帝国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所不同的是，新的委员会有日本天皇列席，拥有无上权力，因此在制定战争政策时能够更好地协调政府与军队的关系。有政府和大本营成员的广泛参与，新的日本领导层开始更加关注苏联，同时考虑如何解散日本帝国。
     战后，美国作为日本的占领国，通过媒体宣传和学校教育向日本民众灌输以太平洋战争为中心的战争观，以消除日本的欧亚大陆意识。这种手段成功地将欧亚-太平洋战争初的策划者及其战略思考排挤到主流史料之外。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种族意识、文化差异等错综复杂的因素都被一概抹去，“欧亚-太平洋战争”被简单地看作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权的一次“毫无理性可言的、鲁莽的”挑战。日本向中国、朝鲜和亚洲其他同盟国的投降，则被简单地描述为仅仅向美国投降。日本被美国占领后，苏联在日本人的记忆中渐渐模糊。《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制造了一种神话，仿佛自19世纪末期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打开日本国的大门以来，美国就一直在激励和支持着日本人民，而日本对美国的侵略行径自然是一种愚蠢的背叛。这种神话同时也催生了另一种战后观念，那就是日本应对美国保护其不受苏联侵略而心存感激，苏联则被视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而不是作为对美国霸权的潜在制衡。
     战时的日本领导层内部混乱，没有能力策划和实施战争，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1946年至1948年间举行的东京审判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念。在美国人写的历史中，就将战时日本领导人描述为“缺乏战略思考同时作战无能”，这使得学者们完全忽略了日本自己的战略思想，并以此来解读日本人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对日使用原子弹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他们认为要迫使日本投降就只有使用“休克疗法”-——要么使用原子弹，要么让苏联参战，或者双管齐下，除此别无他法。关于美国为何使用原子弹，正统的说法是使用原子弹，美国无需进攻日本本土就可以结束战争；新的说法是美国使用原子弹，是为了威慑苏联，以保证美国在战后世界的领导地位。然而，这两种说法都很少考虑日本自身的战略思考。原子弹的引爆和苏联的参战是外部因素，它们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无论多大，都无法解释日本为何能够迅速适应战后的世界格局，甚至走向繁荣。这样看来，日本初的战争规划者们确实把战后重建纳入到了他们退出战争的策略中来。
     日本的战争首脑们销毁了大量的战争文献记录以掩盖他们的战略思考。就在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内容后不久，日本内阁成员就焚毁了大量官方文件，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很可能由美国主导的战争罪行审判。1945年8月7日，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第二天和苏联对日宣战的前一天，日本外务省就做出了迅速销毁战时机密外交文件的决定。这个决定比帝国大本营做出的“迅速销毁军事文件”的类似决定来得更早更快，从而使一些比军事文件包含了更多、更广泛机密信息的文件被销毁。有关中国的外交文件是先被销毁的，然后是苏联，后是轴心国之间的外交文件。那些广为人知、没有被销毁的文件，尤其是外交方面的文件，在日本的首脑们看来是安全的，且符合战后美国制定的正义标准。这些文件强调了战争首脑们在做出“玉碎”的决定之时，是多么的无知、无序和无理，而这一点反倒印证了美国人对“欧亚-太平洋战争”的叙述是“正确的”。
     尽管我们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关于日本战后生存战略规划的战时文件被销毁，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一些鲜为人知的文献记录中找到大量证据，来证明这些战略规划确实存在。这些文件大多来自日本政府内部、军部、外务省和一些前日本殖民地的代理人，且长期以来没有列入有关“欧亚-太平洋战争”的官方史料。在一些标有“机密”或是“绝密”的档案资料里，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为制定战后生存战略而进行的一些地缘政治分析资料。这些分析资料还可以从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国防研究所的档案资料里找到，它们往往被收录在诸如“共产主义”、“情报”、“欧战”或者是“日本朝鲜驻屯军”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目录下。这些档案资料看似非常寻常，但却有力地说明了当时日本政府和军方对苏联保持中立不抱任何希望。对于苏联在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一事，日本不仅早有预料，而且就这一事件对东亚格局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这一点与战后诽谤苏联搞“突然袭击”的说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战争指导会议的会议记录揭示了当时就苏联参战开展的例行讨论。战争指导会议，又名“核心内阁”，在帝国皇宫举行会议，在统一军事和外交战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委员会一直强调苏联方面在日本战争中的重要性。会议通常包括对外交和军事策略的提案，以及对战争形势的评估与预测的全面报告进行商议。凡涉及关键事务，委员会就会请求裕仁天皇亲自出席，召开御前会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显示，早在1945年6月，裕仁天皇就已经明白苏联极有可能在不久之后对日宣战，而日本对此无力阻止。
    命令（以天皇名义直接下达给帝国陆军的命令）和指令（由陆军参谋总长下达有关执行命令的指令）都体现出了对苏联即将参战的战略预测。从1937年战争爆发开始，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帝国大本营（确切地说，1944年8月以后是“战争指导会议”）颁发了1 392道命令，这些命令由梅津美治郎、板垣征四郎、东久迩宫稔彦王、土肥原贤二、山田乙三（关东军司令）、畑俊六、杉山元等日军高级将领联合签署。所有涉及苏联的命令都说明，日本在朝鲜、中国内地和中国东北战场的作战计划都是以苏联加入亚洲战场为前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命令明确指示日本军队在面对苏联发动攻击时，不得发动全面反攻，而是选择被动防御。
     机密战争日志作为帝国大本营全面的机密文件之一，同样体现了相同的战略原则。大本营参谋部作战课也以手写日志的形式记录了军部日常活动及计划内容，这本日志长期以来被记录者收藏在一个隐蔽之处，因此当时并没有被美国政府没收。今天，由于这本日志，我们得以深入了解1940年6月至1945年7月间日本军官们是如何看待苏美关系的。也有人认为这本日志无足轻重，因为记录者随意加入了自己的看法，而且据说当时的陆军军事行动计划处只能有限地获得关于战争进程的关键信息。然而，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陆军军事行动计划处制定的战略与命令和指示一致，都是以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为战略前提的。日本针对苏联的军事策略体现在这一类高度保密的军事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