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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淳晓燕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33487782
出版时间2020-08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199元
货号29135822
上书时间2024-10-14
为何要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做民间工艺研究?
在文字出现之前,口述和记忆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途径。
游吟诗人与部落祭司可能是早的历史学家,他们通过鲜活的语言与生动的叙述,将记忆、思想与意志诚恳地传递给下一代。渐渐地,人类又发明了图画、音乐与戏剧,但当它们尚在雏形之时,其他一切的交流媒介都仅仅作为口头语言的辅助工具——为了更好地讲述,也为了更好地聆听。文字比语言更系统,更易于辨识,也更便于理解。文字系统的逐渐成形促使人们放弃了口头传授,口头语言成为了可视文字的辅助,开始被冷落。然而,口述在人类的文明中从未消逝,它们只是借用了其他媒介的外壳,悄然发生作用。它们演化成了宗教仪式与节庆祭典,化身为民间歌谣与方言戏剧,甚至是工匠授徒时的秘传心诀,以及祖母说给儿孙听的睡前故事。
18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殖民活动盛行,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学者们在面对完全陌生的文明时,重新认识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由此,口述历史重新回到主流学术界的视野中,但仅仅作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辅助研究方法,仍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
20世纪初,欧洲史学界掀起了一股“新史学”风潮,反对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干扰,提倡从人的角度理解历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口述史研究迅速地流行开来,在美国和欧洲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以哥伦比亚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学术核心的美国口述史项目,大多倾向“自上而下”的研究模式,从社会精英的个人经历着手,以小见大;英国则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审视历史,扎根于本土文化与人文传统,力求摆脱“官方叙事”的主观影响。
长久以来,口述史处在一种较为尴尬的处境:不可或缺,却又不受重视。传统史学家认为,口头语言相较于书面文字与历史文物,具有随意性、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进行信息传递时容易出现遗漏和曲解,因此口述史的材料长期被排除在正式史料之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史的诸多“先天缺陷”在“二战”后主流史学的转向过程中,逐步演化为“后天优势”。在传统史学宏大史观的作用下,个人视角与情感表达往往被忽略,志怪传说与稗官野史在保守派学者眼中不足为信,而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源,正是民族与国家生命力之所在:脑海中的私人记忆,不会为暴政强权所篡改;工匠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实践中历久弥新;目击者与亲历者的现身说法,常常比一切文字资料更具有说服力。口述史适于研究的对象有三: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视角;二是私密性较强的领域与行业;三是个人经历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交融与影响。当我们将以上三点作为标准衡量我们的研究对象——海峡两岸民间工艺美术时,就能发现口述史作为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首先,以口述史的方式来研究民间工艺,必然凸显其民间性,即“自下而上”的视角。本质上说,是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精英阶层转为普通人民大众;确切地说,是关注一批既普通又特别的人群——一批掌握家族式技艺传承或由师徒私授培养出的身怀绝技之人,把他们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的主题,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的机会,并因此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它能帮助那些从未拥有过特权的人,尤其是老年手工艺从业者,逐渐地获得关注、尊严和自信。由此,口述史成为一座桥梁,让大众了解民间工艺,也让处于社会边缘的匠师回到主流视野。
其次,由于技艺传承的私密性和家族式内部传衍等特点,民间工艺的口述史往往反映出匠师个人的主观视角,即“个人性”的特质。而记录由个人亲述的生活、工作和经验,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历史事件,则如亲历某一工程的承揽、施工、验收、分红等。尤其是访谈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年长匠师时,他们谈到某一个构思或题材的出现过程,常常会钩沉出一段历史,透过一个事件、一场风波,就能看出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变革,甚至工业技术和审美趣味上的改变。一个亲历者讲述对重大事件的私人记忆,由此发掘出更多被忽略的史料——有可能是真实、生动的史料,这便是对主流历史观的补充、修正或改写。
民间艺人朴实无华的语言,能直接表达出他们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漳浦百岁剪纸花姆林桃,一辈子命运坎坷。她三岁到夫家当童养媳,十三岁与丈夫成亲,新婚第二天丈夫出海不归,她守了一辈子寡。可问她是否觉得自己一生不幸时,她说:“我总不能天天哭给大家看,剪纸可以让我不去想那些凄惨和苦痛。”有学生拿着当地其他花姆十分细腻的剪纸作品给她看,她先是客气地夸赞几句,接着又说道:“细致显得杂,粗犷的比较大方!”这就是林桃的美学思想。林桃多次谈到,她所剪的动物形象,如猪、牛、羊,都是她早年熟悉但后来不再接触的,是凭借记忆剪出形态的,而猴子、大象、乌龟等她没见过的动物,则是凭想象,以剪纸表现出想象的“真实”。
后,口述史让社会记忆成为可能。纯粹的历史学研究,提出要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它,这仅凭借传统式的文献和治史的方法很难做到,口述史却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采访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通过他们的口述,往往能够获得许多在官修典籍、方志、艺文志中难以寻见的珍贵材料,诸如家族的移民史、亲属与家族内部关系、技艺传承谱系、个人生命史,抑或是行业内部运作机制与生产方式等。这些珍贵资料,可以对主流的宏大叙事史学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史料补充。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工艺口述史的采集,还具有抢救性研究与保护的性质。因为许多门类工艺属于稀缺资源,传承不易,往往代表性传承人去世,该项技艺就消失了,所谓 “人绝艺亡”正是这个道理。2002年,我与助手赴厦门市思明区采访陈郑煊老人,当时他已九十多岁高龄。几年后,陈老去世,福建再无皮(纸)影戏传承人。2003 年,我采访了东山县铜陵镇剪瓷雕传承人孙齐家,他是东山关帝庙山川殿剪瓷雕制作者(关帝庙1982 年大修时,他与林少丹对场剪黏)。两年后,孙先生去世,该技艺家族中仅有其子传承。2003 年至2005 年,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数次采访泉州提线木偶表演艺术家黄奕缺,后来黄奕缺与海峡对岸的布袋戏大家黄海岱同年先后仙逝,成为海峡两岸民间艺术界的一大憾事。福建文化是中原汉文化南迁的一个分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漳、泉不少汉人移居台湾,并将传统工艺的种类、样式带到台湾。随着汉人社会逐步形成,匠师因业务繁多而定居台湾,成为闽地传统民间工艺传入台湾的代传人。历经几代传承,这些工艺种类的技艺和行规被继承下来。我们欣喜地看到,鹿港小木花匠团锦森兴木雕行会每年仍在过会(行业庆典),这个清代中期传入台湾的专门从事建筑装饰和佛像雕刻的行会仍在传承。由早期的行业自救演化为行业自律的习俗,正是对文化传统的尊崇和坚守。清代以降,在台湾开佛具店的以福州人居多;木雕流派众多,单就闽南便分为永春、泉州、同安、漳州等不同地域班组;剪瓷雕、交趾陶认平和人叶王为祖,又有同安潮汕人从业;金银饰品打造既有福州人,亦有闽南人、潮汕人;织绣业则以福州人居多。可以说,海峡两岸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发展,充分说明了闽台同根同源,同属于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是台湾民间工艺的原乡,台湾是福建民间工艺的传播地。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中原文化传至福建,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生产和建设,在漫长的融合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文化在地性的特征。同样,福建民间工艺传播到台湾,有其明确的特点,但亦演变出个性化的特征, 题材、内容、手法上均有所变化。尤其新近二十年,台湾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浪潮的推动下,有了许多民间工艺的创造,并在“深耕在地文化”方面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实践,使得当地百姓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和资源,珍惜和保护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职责。这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如此看来,海峡两岸民间工艺口述史的研究目的不能仅局限在对往事的简单再现,而应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上来,延长民族文化记忆的“保质期”,使得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能够理解、接纳,甚至喜爱传统文化。诚如当代口述史学家威廉姆斯(T.Harry Williams)所说:“我越来越相信口述史的价值,它不仅是编纂近代史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海峡两岸民间工艺口述史丛书”能够在揭示历史深层结构方面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而且还能对“文化台独”予以反驳。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对海峡两岸民间工艺的田野调查,始于20 世纪50 年代。1950 年,吴启瑶先生曾沿着福建沿海各县市,搜集福鼎饼花和闽中、闽南木版年画资料进行研究。1990 年,我与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大一在读学生邱志杰,以及漳州电视台对台部副主任李庄生、慕克明,在漳州中山公园美术展览馆二楼对漳州木版年画传承人颜文华兄弟及三位后人进行采访拍摄;1995 年, 我作为福建青年学者代表团成员访问台湾,开启对海峡两岸民间工艺的田野调查。2005 年大年初五,我与硕士生黄忠杰、王毅霖等从漳州出发,考察漳浦、云霄、东山、诏安等县的剪瓷雕、金漆画、木雕、彩绘等,对德化和永安的陶瓷、漆篮、制香工艺,以及泉州古建筑建造技艺进行走访和拍摄,等等。2006 年8 月,我与硕士生黄忠杰应台湾成功大学邀请,对台湾本岛各县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走访了高雄、台南、屏东、嘉义、台东、彰化、台中、台北的二十多位“传统艺术薪传奖”获奖者,考察了木雕、石雕、彩绘、木偶头雕刻、交趾陶、剪瓷雕、陶瓷、捏面、纸扎等项目。2007 年5 月,福建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在仓山校区邵逸夫科学楼举办了“漳州木雕年画展览”。2007 年夏,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师生与台湾成功大学艺术研究所师生组成“闽台民间美术联合考察队”,对泉州、厦门、漳州三地市的传统工艺、样式及土楼建造工艺进行考察。近年来,学院先后承担了《中国设计全集·民俗篇》(商务印书馆2013 年出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漳州卷》( 中华书局2013 年出版) 、《中国剪纸集成·福建卷》(在编)、《中国少数民族设计全集·畲族卷》(在编)、《中国少数民族设计全集·高山族卷》(在编)的撰写任务, 成为南方“非遗”研究与保护,以及民间工艺研究的重要基地。这些工作都为本套丛书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出版本套丛书的构想,得到了福建教育出版社原社长黄旭先生的鼎力支持,双方单位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黄旭先生高瞻远瞩,清醒地意识到海峡两岸民间工艺口述史作为 “新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因为涉及海峡两岸,更显出意义非同凡响;林彦女士作为丛书的策划编辑,承担了大量繁重的项目组织和协调工作,使丛书编写和出版工作有序地推进。另外还有许多出版社同仁为此付出了辛苦劳动,一并致谢!
李豫闽
2017年7月10日
民族服饰是人们在农耕生存方式发展的历程中,以混沌的思维方式,记载该民族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映射出该民族的集体文化心理意识,是其民族特有的审美意念的表达。它附着了许多时间的凝结与历史的沉积,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信念以及民族的品格、精神,显示一定的伦理的、吉祥的情感需求,表达一种审美意境和生命精神。作为福建地区汉族民系的代表,同时具有海洋文化特性的三大渔女①,以及在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下的畲族,共同构筑了闽地多样而复杂的地域特征,体现了多样族群在交流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多元
性。
本书收录了我采访的福建畲族、福建惠安、福建蟳埔及台湾共13位民间服饰艺人的口述内容,其中畲族6位,惠安2位,蟳埔1位,台湾4位。各地采访对象的标准是按照本系列丛书的规划要求,选择本地区有代表性的、艺术成就较高的服饰制作艺人,他们均被政府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福建省畲族分布广泛,在畲民人口较少的地区,汉化得很严重,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很少有穿戴畲民自己本民族的服饰了。只有在畲民人口比较多的地区,仍然保有本民族的服饰。由于地域的差别,各地区的畲族服饰呈现多样性的外在表现。基于这个原因,本书主要选择了有福建畲族服饰代表性的罗源式、霞浦式、福安式、福鼎式四大式样的、省级或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采访对象。其中,兰曲钗是罗源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畲族服饰的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畲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其儿子兰银才是罗源县年轻的畲族服饰制作人,是畲族技艺的共同传承人;雷加回是霞浦式畲族传统服饰第七代传承人、宁德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兰昌玉是霞浦式畲族传统服饰第八代传承人;林章明是霞浦式畲族传统服饰第六代传承人、宁德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兰加凤是福鼎式畲族传统服饰第四代传承人、宁德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
保留着传统服饰习俗的惠安女,主要集中在惠东半岛的海边崇武镇、山霞镇、小岞镇、净峰镇这4个乡镇,总共只有几万人。惠安女服饰可分为两个类型:崇武镇和山霞镇是一类,小岞镇和净峰镇是另一类。惠安女服饰选择了崇武镇大岞村和小岞镇两个类型的服饰代表。其中,詹国平是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惠安女服饰第五代传承人;李丽英是第六批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惠安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是一位勇于革新的新时代女性。
蟳埔女又称 “鹧鸪姨”和“蟳埔阿姨”,因特定的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历史积淀,她们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服饰习俗。从蟳埔女服饰上,我们可以看到海洋文化在形态上表现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蟳埔女服饰选择的采访对象黄晨是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丰泽蟳埔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
台湾少数民族族群间的部落文化,各有其独特性与包容性,传统技法在各地区仍然持续着,“织与绣”便是常被使用的技术,普遍见于各族群中。本书采访的4位台湾民间服饰艺人,包括泰雅人、赛夏人和布农人。其中,泰雅人尤玛·达陆成就为卓越,她成功重现了台湾泰雅族群传统服饰,重建泰雅染织技艺工序与知识体系,为濒临失传的泰雅染织续命,被认定为台湾地区泰雅编织文化资产保存技术的保存者;林淑莉是汉族人,嫁给泰雅人后,就开始向族群中的长辈学习泰雅传统编织,被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肯定,列定为工艺家;阿布斯是布农传统编织的代表性人物;徐年枝原是泰雅人,后嫁给赛夏人,是赛夏传统编织的代表性人物。
根据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和原则,在撰写过程中,为提高本书的可读性,我对访谈的原始录音做了必要的调整和编辑。为了更好地呈现客观事实和还原原始信息,采用了以传承人人称口述的方式,从学艺经历、发展现状和传承创新等方面真实记录了福建畲族、福建惠安、福建蟳埔和台湾民间服饰传承人的人生经历,较为真实地呈现了民间服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群体的生存现状、困惑,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展望。
从福州市到宁德市再到泉州市,从台北市到台东县再到台中市,通过走访这13位民间服饰艺人,以及对当地民间服饰的田野调查,海峡两岸的民间服饰艺术在我眼中变得生动且完整,我深深感受到了海峡两岸民间服饰艺人生存状态和民间服饰文化的差异。我所访谈的4位台湾民间服饰传承人虽然有着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教育背景,但这几位传承人对于本族群的文化都有着深刻的认知和理解,这份深深的痴迷和执着让她们在传承的道路上坚守,在创新的路途上跋涉。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她们很少谈及困惑,只是常常感叹:这么精美的东西怎么能让它们消失?为了族群的文化象征,她们有着坚定的信心和奋斗的方向。相比较而言,福建的民间服饰艺人对于民间服饰文化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在访谈中很难深入交流,他们在传承和创新中徘徊:纯粹做传统服饰的艺人,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和压力;在传统服饰上创新的艺人,又遭受到各方的质疑。
传统服饰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了多样的变化,应该以何种形态在现代生活中呈现,是继续延续传统,还是随着时代进步而革新?这是一个一直存在争议的话题。民间服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们,正是在这样的困惑中艰难前行。
本书将带领读者走进海峡两岸民间服饰艺人们的真实世界,倾听他们生动的讲述,了解故事背后的文化,思索族群的未来。
海峡两岸民间工艺口述史丛书(第二辑)被纳入国家“十三五”重点规划项目,《海峡两岸民间服饰艺术口述史》是该丛书中的一本。民族服饰是人们在农耕生存方式发展的历程中,以混沌的思维方式,记载该民族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映射出该民族的集体文化心理意识,是其民族特有的审美意念的表达。本书将带领读者走进海峡两岸民间服饰艺人们的真实世界,倾听他们生动的讲述,了解故事背后的文化,思索文化的未来。
李豫闽,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美术学一级博士点带头人,美术学一级博士后流动站带头人。福建省政协委员。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审委员,文化部、*研究生教育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委会,*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委员,中国·闽南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专家委员会委员,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及传承人申报评选专家,福建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2016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评为“文化名家”。
贺瀚,1977年生,四川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在职攻读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文化与闽台民间美术研究。
海峡两岸民间工艺口述史丛书(第二辑)被纳入国家“十三五”重点规划项目,《海峡两岸民间服饰艺术口述史》是该丛书中的一本。民族服饰是人们在农耕生存方式发展的历程中,以混沌的思维方式,记载该民族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映射出该民族的集体文化心理意识,是其民族特有的审美意念的表达。本书将带领读者走进海峡两岸民间服饰艺人们的真实世界,倾听他们生动的讲述,了解故事背后的文化,思索文化的未来。
李豫闽,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美术学一级博士点带头人,美术学一级博士后流动站带头人。福建省政协委员。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审委员,文化部、*研究生教育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委会,*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委员,中国·闽南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专家委员会委员,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及传承人申报评选专家,福建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2016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评为“文化名家”。
贺瀚,1977年生,四川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在职攻读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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