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江晓原学术四十年集 9787108068620 江晓原

出版学者的“三十年集”，原是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创意，非常有趣。今逢再版，三联徐国强先生推而广之，遂有“40年集”之议，欣然从之。

四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天体物理专业，整天做着无穷无尽的物理和数学习题，还没有开始通常意义上的“写文章”呢。编这个集子，倒是好好地回顾了一番自己四十年来的心路历程，感慨良多。那些有点儿意思的具体事情，大都写在各年的“纪事”中了，但从长时段来看自己的成长过程，亦稍有可得而言者。

大体上说，直到1990年前后，我才开始有“思想”，此前则是一个泥瓦匠——只知道埋头为那座名为“科学技术史”的大厦添砖加瓦，自己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和想法。虽然我比较快就成为科学史界一个熟练的工匠（我原是工匠出身——17岁就进工厂做电工了），但我的性格

中一直潜藏着向往“创造性工作”的冲动，所以添砖加瓦之余，经常在思考一些问题。也曾被前辈告诫，认为我当时思考某些问题“为时过早”。

这些思考大多是无果而有益的。无果是指它们没有产生直接的成果，有益是指它们毕竟让我保持着思想活跃的状态，而且终还是间接带来了成果。

到1990年，我放开手脚一气呵成写了《天学真原》一书，次尝试将自己的一些思考化为成果。如果继续沿用大厦和工匠的比喻，则《天学真原》之作，好比一个泥瓦匠在埋头添砖加瓦数年之后，停下手中的活儿，开始对这座大厦发表评论了，甚至还认为这座大厦中有许多地方的设计、结构是错误的……这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一个转折。

《天学真原》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初版于1991年，1992年第二次印刷，此后多次再版或重印，有1995年新版、台湾繁体字版（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2004年新版、2007年中国文库版、2011年修订版（译林出版社）、2018年新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此书1992年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算是某种“半官方”的荣誉，但二十年来更大的荣誉来自学术界的评价。例如，多年来《天学真原》一直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关专业研究生“科学史经典选读”课程中入选的中国人著作。

而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台湾师范大学洪万生教授，在他为淡江大学开设的“中国科技史课程”中，专为《天学真原》安排了一讲，题为“推介《天学真原》兼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与展望”；称《天学真原》一书“开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

《天学真原》之所以在学术界略邀虚誉，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在其名著《科学的历程》第二版中的评价，或许道出了部分原因：“中国科学史家写作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分科史、断代史著作不胜枚举，这里只提到江晓原的《天学真原》和《天学外史》，因为它们可能是社会史纲领在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中少有的成功范例。”而中国当代科学史界泰斗、已故席泽宗院士则在《中国科学史通讯》上发表评价称：“《天学真原》才真正是‘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作者运用和分析资料的能力，尤其令人叹服；由分析资料所得的结论，又是独具慧眼，自成一家言。一改过去的考证分析方法，使人耳目一新。出版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并波及其他学科领域。”

在我后来的价值标准中，“有思想”当然是比较高的境界。不过“思想”这件事情，很多情况下只能操练，经常没有具体结果。适合表现思想成果的题目和机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在《天学真原》之后，我仍然干了不少工匠性质的活儿。例如，那个给我带来不少社会知名度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武王伐纣”课题——后的总结性成果是《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一书，其实也没有太多思想，只是体现了工匠的严谨和一些技巧。

1999年，我从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个科学史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的又一重要转折，是年新华社三次播发了和我有关的全球通稿（参见本书1999年纪事）。

进入21世纪之后，学术上的“体力活儿”我渐渐干得少了，因为我身边那些优秀的青年学者和我密切合作，更多地承担了“体力活儿”。我开始更多地思考一些问题。在反对唯科学主义、提倡科学文化、倡导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等方面，我发表了大量非学术文本——学术文本当然也发表了一些。在这些文本中，有价值的不再是添砖加瓦，而在于呈现、表达思想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我自幼胸无大志，更没有什么对自己的“人生设计”，浑浑噩噩许多年，过着基本上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后来虽然做成了一些事情，但基本上都是随缘而行、见机而作。自从我开始学术生涯之后，人生的大方向当然是治学——无非读书、思考、写作、讲课、培养学生；但具体到每件事（比如创建科学史系），每本书，甚至每篇文章，又都是随缘而作的。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如果要说有什么与通常的学者稍稍不同之处，我想有一点儿大概可以算：即我比较早就开始进行大众阅读文本的写作，这些年我发表了大量书评、影评、文化评论等等，并在京沪等地的报纸杂志上长期撰写个人专栏。事实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定期为杂志写专栏文章了。不少人以为我写作甚勤，其实，我常常感谢媒体朋友帮助我克服惰性——没有这些约稿、组稿、催稿甚至逼稿，我的许多文章就不会写出来。所以这类写作中，实际上更加随缘。文章编入此集时，凡发现当初发表时未及校正的误植等，此次都作了修订。

各文发表时，格式不尽相同，比如参考文献有的是脚注，有的是尾注，以及标题的设置等等，基本上俱仍其旧，以存其真。本书中共收入文章46篇，署名根据如下原则：绝大部分是当初我个人单独署名发表的文章，在本书中就不再署名；当初和他人共同署名发表的文章，在本书中保持原来的署名不变；有两篇集体商议执笔、后由我定稿的文章，当初用了集体的笔名发表，在本书中也保持原来的署名不变。

江晓原

2019年3月20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本书收录了江晓原1978～2018年间的重要文章，绝大部分为学术文本，基本为每年一篇，每个年份系以“纪事”，讲述了这一年学术事业乃至个人生活中的某些片断。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读书时代至今，江氏的研究领域包括了天文学、天文学史、性学、天文历史年代学、科学文化、科幻作品的科学史研究、西方*科学杂志的社会学研究等等，发表了大量有代表性的作品。例如他对历史上天狼星颜色的考证解决了天体物理学中遗留百年的一个疑问，对武王伐纣年代及日程的考证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重要的一环，对孔子诞辰的考证引发热议，提出“性张力”概念有力阐释了古代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文化，对科学文化领域的宣言引领了知识分子的反思，对科幻电影的评论被誉为拍片指南，近年来对Nature杂志以及影响因子的系统分析和评判，更是振聋发聩针砭时弊之作。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中国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个科学史系。已在国内外出版著作约百种，发表学术论文约两百篇，并长期在京沪报刊开设个人专栏，发表大量书评、影评及文化评论。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广泛反响，新华社曾三次为他播发全球通稿。

自序 / 1

三十年集自序 / 5

一九七八～一九八二

两道习题 / 10

一九八二～一九八五

中国古代对太阳位置的测定和推算 / 13

一九八六

中国10世纪前的性科学初探 / 23

一九八七

天文学史上的水晶球体系 / 38

一九八八

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 / 48

一九八九

第谷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

 ——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 / 61

一九九〇

古代性学与气功

 ——兼论评价内丹术的困难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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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发微

 ——对敦煌写卷P2539之专题研究 / 88

一九九二

中国古籍中天狼星颜色之记载 / 101

一九九三

元代华夏与伊斯兰天文学交流之若干问题 / 109

一九九四

托勒密传 / 120

一九九五

高罗佩《秘戏图考》与《房内考》之得失及有关问题 / 143

一九九六

《周髀算经》——中国古代的公理化尝试 / 161

《周髀算经》盖天宇宙结构考 / 171

一九九七

《周髀算经》与古代域外天学 / 180

一九九八

古代中国人的宇宙 / 189

一九九九

《国语》所载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与日程 / 204

孔子诞辰：公元前552年10月9日 / 220

二〇〇〇

公元2050年：令狐冲教授平凡的一天 / 225

二〇〇一

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

 ——纪念李约瑟诞辰100周年 / 235

二〇〇二

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

 ——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 /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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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

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

 ——在科学与人文之间 / 262

二〇〇四

外星文明与时空旅行：在科学与幻想之间

 ——兼及一系列科幻电影 / 273

二〇〇五

岭树重遮千里目

 ——第四次科学文化会议备忘录 / 288

二〇〇六

我们要虚假的学术繁荣干什么呢？

 ——从唯科学主义到学术量化考核 / 298

二〇〇七

科幻三重境界：从悲观的未来想象中得到教益

 ——2007年国际科幻大会主题报告（节选） / 305

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

 ——刘慈欣 VS 江晓原 / 311

二〇〇八

科学史上关于寻找地外文明的争论

 ——人类应该在宇宙的黑暗森林中呼喊吗？ / 320

什么是未来世界的政治

 —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序 / 334

二〇〇九

科学的三大误导 / 341

二〇一〇

反人类、反科学的《阿凡达》

 ——再谈“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 / 354

那条“长尾”其实是虚幻的

 ——关于互联网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之一 /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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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有涯，网也无涯：互联网“无限选项”之害

 ——关于互联网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之二 / 364

二〇一一

霍金的意义：上帝、外星人和世界的真实性 / 368

当代东西方科学技术交流中的权益利害与话语争夺

 ——黄禹锡事件的后续发展与定性研究 / 379

二〇一二

科学与幻想：一种新科学史的可能性 / 393

二〇一三

《自然》（Nature）杂志科幻作品考

 ——Nature实证研究之一 / 412

二〇一四

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 434

二〇一五

SCI和影响因子：学术评估与商业运作

 ——Nature实证研究之三 / 450

二〇一六

不公平游戏：“两栖”SCI刊物如何操弄影响因子

 ——Nature实证研究之四 / 472

二〇一七

反抗影响因子暴政的时刻来临了吗？

 ——加菲尔德百日祭 / 488

二〇一八

开放存取运动：科学出版乌托邦的背后

 ——Nature实证研究之六 / 499

本书收录了江晓原1978～2018年间的重要文章，绝大部分为学术文本，基本为每年一篇，每个年份系以“纪事”，讲述了这一年学术事业乃至个人生活中的某些片断。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读书时代至今，江氏的研究领域包括了天文学、天文学史、性学、天文历史年代学、科学文化、科幻作品的科学史研究、西方*科学杂志的社会学研究等等，发表了大量有代表性的作品。例如他对历史上天狼星颜色的考证解决了天体物理学中遗留百年的一个疑问，对武王伐纣年代及日程的考证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重要的一环，对孔子诞辰的考证引发热议，提出“性张力”概念有力阐释了古代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文化，对科学文化领域的宣言引领了知识分子的反思，对科幻电影的评论被誉为拍片指南，近年来对Nature杂志以及影响因子的系统分析和评判，更是振聋发聩针砭时弊之作。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中国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个科学史系。已在国内外出版著作约百种，发表学术论文约两百篇，并长期在京沪报刊开设个人专栏，发表大量书评、影评及文化评论。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广泛反响，新华社曾三次为他播发全球通稿。

反抗影响因子暴政的时刻来临了吗？

——加菲尔德百日祭

2017年2月25日，笔者在上海“文汇讲堂”做了题为《我们不能再跪拜影响因子了！》的学术报告，不料次日就传来“影响因子之父”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25～2017）去世的消息。江湖传言，老先生是被笔者气死的——这当然是有失恭敬的玩笑，事实上，随着对有关历史事件及背景的研究逐渐深入，以及近来国际期刊江湖的风云变幻，笔者对加菲尔德的“批判性欣赏”正与日俱增。

影响因子之一统江湖

本来，办学术杂志的目的，是帮助学者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办普及杂志的目的，是将科学家研究的新成果以相对通俗的形式介绍给更多读者。这就是办杂志原初的动机，也可以谓之“初心”吧。至于一本杂志的优劣好坏，当然是看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本身水准高不高，读者口碑好不好，这样的标准，数百年来也已成天经地义。

但是这一切，从1975年开始，逐渐被颠覆了。而近十年来，西方科学杂志的江湖更是进入了全新时代，办杂志的“初心”，早已被许多杂志彻底抛弃。

为什么是1975年？因为这一年加菲尔德的私人商业公司“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开始逐年出版“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即JCR报告）。

出版这种报告，是为了发起一项名为“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的游戏。

此前加菲尔德向世人兜售他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数据已经10年了。SCI收录一定范围数量的期刊——逐年增长，现今已达8856种，通过在期刊论文和论文参考文献之间建立“引用索引”，可检索学者的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在理工领域，对学者学术水平的评判现今主要取决于这类数据。

1964年，ISI首次出版SCI报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续至今。ISI在1973、1978年相继推出的“社会科学引用索引报告”（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和“艺术及人文科学引用索引报告”（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完全套用了SCI的产品思路和模式。JCR报告则是SCI的衍生产品，它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每年全球SCI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就在该报告中。这个排名遂成为科学界评判期刊优劣的权威指标。

影响因子游戏彻底改变了世人对杂志的评价标准——现在，一份杂志的优劣，不再取决于它刊登的文章本身的水准，而是取决于它刊登的文章被别人引用的次数。

40多年影响因子游戏玩下来，许多杂志已经主动或被迫忘记了“初心”——人们不再是为了交流学术或传播知识而办杂志了，现在他们只是为了“影响因子”而办杂志，只是为了每年JCR报告中的那个排名而办杂志了。

40多年后，影响因子游戏早已风靡全球，加菲尔德本人则在世人的顶礼膜拜和一片赞誉声中，在他的SCI数据和JCR报告以及其它信息产品所带来的惊人财富中，悠然驾鹤西去了。在他身后留下的，却是被影响因子游戏极度恶化了的全球学术生态。

江湖游戏之黑水深潭

笔者近年每谈及影响因子，必称之为“游戏”，这不是故意要对它出语轻薄，而是别有深意。要知道，发起任何“排名”游戏，都是极富江湖色彩的行为（旧社会黄色小报发起“花榜”就是典型例证），而影响因子游戏，当时就是一个无名之辈发起的对全球科学期刊的排名游戏，这是何等的视野和气度？当真是“儿抚一世豪杰”！

还在加菲尔德正式发起影响因子游戏的前夜，他的多年老友、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1973年出版的经典论著《科学社会学》中，就犀利而又极富先见之明地表达了对这个已经预热数年的游戏的担忧：

自从科学引证索引（SCI）发明以来,引证研究已获得了如此迅速的发展,以致于有失控的危险。在对其经常的无批判的应用中，人们忽视了许多方法论问题。此外，SCI的存在和日益增加的大量引证分析（甚至用于帮助决定科学家的任命和擢升这类事情），有可能导致……它们作为研究质量的衡量标准将受到损害或完全失去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