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为人生的教育 名家名师对话叶圣陶 9787567580978 杨斌

导言：叶圣陶“为人生”教育思想概论

叶圣陶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的一代宗师。

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激荡，革旧鼎新。叶圣陶积极投身时代激流，以深厚国学根底、广阔文化视野和现代教育理念，躬身从事文化教育工作70余载，深思慎取，博采众长，总结、提炼和积淀出丰厚珍贵的教育思想。

一

叶圣陶，名绍钧，字秉臣。入中学后改字圣陶。1894年10月28日（农历9月30日）出生于苏州城内悬桥巷一平民家庭。1900—1905年，叶圣陶在私塾就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06年春，叶圣陶进入苏州城内所公立小学（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读书，1907年春，以优异的成绩越级考入苏州公立中学堂（又称草桥中学）。中学毕业前夕，叶圣陶在日记里认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此身定当从事于社会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庶不有疚于我心焉。”［《叶圣陶集（第19卷）》］1912年中学毕业后，叶圣陶先后到苏州言子庙小学、上海尚公学校任教。

1917年春，应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位于甪直）校长吴宾若的邀请，叶圣陶到该校担任教员，直至1921年夏。其间，杜威于1920年6月来苏州讲学，叶圣陶现场聆听了杜威的演讲，并受到其“儿童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甪直，叶圣陶和朋友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实验，撰写了《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的改造》等重要文章；并于1928年在《教育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倪焕之》。叶圣陶说：“我真正的教育生涯是从甪直开始的。”他称甪直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23年年初至1931年年初，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小学国文课本，执笔撰写了我国部初中语文课程标准——《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1931年2月，叶圣陶任开明书店编辑、编译所副主任、《中学生》杂志主编，编写国文课本和《中学生》杂志。叶圣陶编写的语文教材，注重系统性和科学性，开辟了教材建设新蹊径，《开明国语课本》《开明国文讲义》《初中国文教本》，尤其是《国文百八课》，至今仍不失为语文教材的范本，为我国现代语文教材建设打下良好基础。《中学生》杂志，旨趣在于“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中学生》培养了大批读者和作者，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1949年10月20日，叶圣陶被任命为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后又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倾注毕生精力，主持编辑出版了几乎全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为新中国语文教学打下坚实基础。

二

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总纲，即“为人生”的教育本质观。中小学教育要着眼于学生的成长和终身发展，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这是叶圣陶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一个世纪前，刚走上教坛不久的叶圣陶就多次著文，大声疾呼：“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因而不能不注意教育与人生的关系。”后来又多次提到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要让学生成长为民主社会的自由人，“如果我当中学教师，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合格的公民”［《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正是这一着眼于人、人生和人的发展的思想，使叶圣陶教育思想根本区别于传统教育观念，从而获得了鲜明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跃上了20世纪时代的思想潮头。从这一总纲出发，叶圣陶在知识与生活、学科教学与教育目标、教学过程与教学方法、教师师表风范、现代语文课程建设等一系列领域，提出了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其要旨可概括为如下六点：

（一）“教育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的素质教育观

叶圣陶多次反复强调“教育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他早在写于1919年的《小学教育的改造》中谈及兴趣培养时就说过：“今后的教育要着力于扩充儿童兴趣所及的范围，并使他们养成终身的习惯。”在《改善生活方式》一文中，叶圣陶指出：“原来‘教育’这个词儿，如果解释得繁复，几本书未必说得完；简单的解释，一句话就可以说尽，就是‘养成好习惯’。”直到晚年，叶圣陶仍然强调：“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德育方面，要养成待人接物和对待工作的良好习惯；智育方面，要养成寻求知识和熟习技能的良好习惯；体育方面，要养成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良好习惯。”［《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实现这一目的，就要养成永久的良好习惯，终身以之，永远实践，这才对于做人真有用处。所谓良好的习惯，是指体现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和个体发展需要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养成良好习惯，就是要通过引导学生自觉地持之以恒地学习和实践，使学生将这些蕴含人类文化精华和内在价值的行为方式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终身以之，永远实践，助益人生。这一育人路径是其“为诚”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正是教育之根本宗旨所在。

（二）“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教学哲学观

早在1940年代，叶圣陶就高度关注学生的主动学习问题。在《改变教育》一文中，叶圣陶指出：“受教育的头上戴着这个‘受’字，似乎处于被动地位，对于改变教育恐怕做不得主，用不上力吧。”他强调“受教育者不是像张开了一个空袋子，等人家把东西倒进来，装满它。受教育者含有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学习。……改变教育，本来要在受教育的学习方面改变过来之后，才算收效。”1960年代，叶圣陶明确概括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的著名论点。1977年，叶圣陶在为《中学语文》的题辞中又清晰完整地概括说：“我想，教任何功课，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假如学生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岂不是就不需要教了吗？而学生所以要学要练，就为要进入这样的境界。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孩子的手教他学走路，却随时准备放手。我想，在这上头，教者可以下好多功夫。”

叶圣陶“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论断，把尊重和激发学生主体自主发展作为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深刻反映了现代社会和人的发展对教育教学的要求，揭示了教师教学与学生自学、知识教学与主体发展、课程教学与课外学习、学校教学与终身学习之间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阐明了现代教学的本质、目的和规律，是对现代教育过程及其本质作出的科学而又通俗的精辟概括。

（三）“受教育的人的确跟种子一样”的学生主体观

在《枯坐听讲》《不应当受这样的教育》等文章中，叶圣陶一针见血地批评过教师一味讲、学生一味听的僵化教学方式：“要受用必须自己用心思，自己花力气，不是听老师讲讲就做得到的。书本是经验的宝库，但读熟几本书，也只是记诵之学，要真个消化了才能受用。”1957年，叶圣陶发表《瓶子观点》，批评那种把学生当作“瓶子”、当作“容器”、当作一无所知的“木头”的庸俗教学观，而主张把学生看作“生活体”，是具有生机的“种子”，是一个个有思想能创造的血肉丰满之躯。教育者的工作只是为他们的成长提供适当的条件。1983年，叶圣陶在《吕叔湘先生说的比喻》中进一步指出：“受教育的人的确跟种子一样，全都是有生命的，能自己发育自己成长的；给他们充分的合适的条件，他们就能成为有用之才。所谓办教育，主要的就是给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合适条件。”

叶圣陶反对教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满堂灌”等教学方法，反对那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问”的教学方法，认为这些方法“像牧人拿着长竿赶羊群似的，务必驱使学生走上老师自己预期的路线，说出老师自己预期的答案来”。主张教育过程必须由教师本位转变为学生本位，由传授现成知识、道理转变为引导学生自己学习，必须“把倚赖性的‘受教育’转变为主动性的‘自我教育’”。叶圣陶关于学生如同种子的思想，深刻表现出尊重学生主体的现代教育理念。

（四）“德育总跟智育、体育结合在一起”的全面发展观

叶圣陶认为，受教育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整体，他们现在和将来做人做事都是综合而不可分的，这就决定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的五个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决不能“只顾一两个组成部分忽略其他组成部分”。

早在1944年，叶圣陶就提出：“学校里的课程各各分立，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不分立就无从指导，无从学习。……教育的后目标却在种种境界的综合，就是说，使各各分立的课程所发生的影响纠结在一块儿，构成个有机体似的境界，让学生的身心都沉浸在其中。”［《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叶圣陶对种种片面追求升学率，把德、智、体、美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1980年4月，叶圣陶在《“非重点”》一文中，表达了对重点中学的担忧；1981年，叶圣陶有感于《中国青年》关于学生负担过重的调查，写下了《我呼吁》一文，疾呼“升学率大小不是教育办得好不好的标准”。这一呼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久，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对该文作出高度评价。

叶圣陶“德育总跟智育、体育结合在一起”的全面发展观，和他“教育为人生”的思想一脉相承，都以培养现代公民为教育的终价值和目的。

（五）“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的师表风范观

叶圣陶一直高度关注教师师表风范。1920年代就发表《教师问题》《教师的修养》等文章，1940年代又发表《如果我当教师》《如果教育工作者发表<精神独立宣言>》等重要文章，他认为不管是当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教师，都绝不将这一行业叫作“教书”，而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1984年他明确提出：“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他认为：，中小学教师“言传”和“身教”是统一的、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教育者的一言一行都要足以为受教育者的楷模，必须“以身作则”。第二，教育工作者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不断学习新知识，加强品德修养，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好榜样去训练、熏陶受教育者，真正做到“为人师表”。第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看，“生有涯，而知无涯”，世界上没有全知全能的人，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坚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道德准则，不断探索新知，努力使自己成为终身学习的楷模，这也是教育工作者为人师表极其重要的一项内容。

叶圣陶的师表风范思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师德规范的精华，同时又把现代教育语境中教师的师表风范作用提到了崭新高度。

（六）“国文是生活工具，也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的语文教学观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全国陆续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乃至教材，都从西方引进，只有语文一科，教授内容仍是文言文，称为“国文”。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冲击，小学将国文改称为国语，侧重学习白话文，中学仍称国文，以学习文言文为重点。19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后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中止。1949年6月，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研究通用教材，叶圣陶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为中小学母语课程的通用名称。关于“国语”“国文”和“语文”内在规定性的差异，以及对语文教育之质的潜在影响，功过是非，尚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重大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语文”一词之首创，非叶圣陶、夏丏尊莫属。

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叶圣陶一直坚持两点：，语文是生活之工具。语文学科有其独当之任，那就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从而为学生的生活乃至人生打牢基础。第二，语文也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语文学科要重视文学教育，要为儿童心灵发展奠定基础。在阅读上，要通过阅读走进作者心灵；在写作上，坚持“修辞立其诚”，学写作也是学做人。近年来，由于语文教育环境与形势的变化，更由于人们对叶氏语文观的误读，围绕叶圣陶语文教育观产生了种种非议和责难。因此，本书坚持把叶氏语文观置放在叶圣陶教育思想的视阈之下，从“教育为人生”的教育哲学高度去重新认识其语文教育观。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以上诸观点绝不是支离破碎寻章摘句的只言片语，而是叶圣陶在实践基础上长期思考、孕育和积淀的结晶，也如珍珠般反复不断地闪烁于叶圣陶浩瀚的教育文字之中，而且始终贯穿着“教育为人生”这一条思想红线。诚然，叶圣陶无意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这六个厚重的观点，折射出他丰富、广阔和深刻的教育智慧，犹如六根坚实的柱石，支撑起一座素朴谨严而不失恢宏的教育思想大厦。叶圣陶的名字，也因此而毫无愧色地跻身于中外著名教育家的行列。

三

接下来，说一说和叶圣陶教育思想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

（一）叶圣陶教育思想形成的渊源

追溯任何一位教育家的思想渊源，总有一方赖以孕育、发生、成长的深厚土壤。那么，叶圣陶呢？不同于那个时代大都有留学经历的教育家，因为家境贫寒，叶圣陶只读完了五年中学就走上教坛。然而，叶圣陶所就读的苏州公立中学堂，乃苏州所实施西方现代教育体制的新式学校，是清末颁“新政”、兴新学的产物。该校创办于1907年，校长、教员大多从国外（主要是日本）留学归来。开设的课程中，正课有国文、英文、算学（数学）、博物、经学、修身、历史、地理、化学、体操、唱歌、图画等。除必修的正课外，还开设了球类、国术、军乐、金石、丝竹、音韵学、度曲、尺牍、剥制（制作标本）、照相、日语、法语等供选修的“副课”。实为得时代风气之先。叶圣陶是首届学生，五年新式教育的濡染熏陶，不仅使叶圣陶在毕业前夕萌生了以教育改造社会的职业理想，而且也充分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深刻影响。叶圣陶走上教学岗位之初，在言子庙小学仅两年半即被借故解聘，实质上可解读为新旧教育文化冲突所致。

位于甪直的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是叶圣陶教育思想萌生的丰厚土壤。譬如晓庄师范之于陶行知，帕夫雷什中学之于苏霍姆林斯基，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可以说是叶圣陶的“晓庄”和“帕夫雷什”，虽然，叶圣陶在此只有五年。叶圣陶与吴宾若、王伯祥等志趣相投的同事一起，意气风发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做了中国教育史上从没有过的事”。他们反对强行灌输的封建教育，主张学校提供条件，让学生自由发展，寓教于乐，培养学生多种兴趣。他们自编教科书，在国文教材中将白话文、新文学作品和乡土教材引入课堂，开语文教育的一代新风。他们创办实验室，开辟“生生农场”，主张教育要与实践相结合。他们还开设诗文书画专栏，建立音乐室和篆刻室，自编剧本，自导自演。在江南水乡甪直古镇，一群年轻人上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为人生而教育”的教育改革活剧。虽然教育实验算不上成功，但叶圣陶由此真正开启了教育实践和思考的漫长征程。

梳理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渊源流变，还有一个不能不论及但又没有把握说清楚的问题，那就是叶圣陶教育思想和语文教育观之间的关系。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叶圣陶教育思想不过是其语文教育观的凝练和提升，人们更愿意津津乐道的是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或者毋宁说，人们更愿意承认叶圣陶是一位杰出的语文教育家，而对其能否尊享教育家的桂冠则是颇为悭吝。这固然与一直以来人们对教育家称号要求比较苛求有关，也与叶圣陶在语文教育包括教材编写方面成就巨大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源自对叶圣陶教育思想形成背景、来源和过程了解不够有关。我认为，丰富的语文教育实践（包括编写教材），无疑为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学科基础，相比那些缺少深刻教学体验的教育家，叶圣陶由学科教学走向教育思考，是一种莫大的实践优势。譬如，“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著名思想，如果没有切实的学科教学体验为基础，确实很难提炼出如此精辟通透的教育智慧。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和人们一般印象中不同，语文教育并非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直接基地。换言之，叶圣陶教育思想并非仅仅来自对其语文学科经验的提炼，时代风云和改革潮流的烙印更加深刻而鲜明。叶圣陶就读中学期间，正值辛亥革命前后，西学东渐，蔚然成风；在甪直任教期间，又恰逢五四运动，虽处僻壤，但通过在北大就读的好友，他主动汲取新文化思想，期间还直接聆听了杜威在苏州的演讲。叶圣陶积极投身时代激流，高举“教育救国”旗帜，抱持以改造社会之宏大理想投入教育改革，锋芒直指旧式教育。许多教育理念形成于先，也必然辐射到语文教育观念之中，譬如，倡导白话文教学、反对“瓶子观点”（灌输）、关注儿童心灵发展等等。所以，叶圣陶语文教育观和教育思想之间，存有一种紧密而深刻的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彼此生发、彼此成就的互动关系。而这种源自某一具体学科的深刻体验和整体教育哲学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保证其教育思想的务实、理性和深刻，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不是每一位教育家都具备的。明乎此，似可推出下述结论：因为有了母语教育体验的坚实支撑，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实践性、民族性底色显得格外浓重；因为有了现代教育理念的统摄引领，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也始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故而，实践性、民族性、现代性成为叶圣陶教育思想包括其语文教育思想的共同特色和气质。

（二）关于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命名及其演变

叶圣陶教育生涯发轫于民国肇造；其教育思想萌生于五四新文化浪潮，形成于三四十年代。1949年以后的演变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部分思想在五六十年代发展深化，在思想解放的80年代臻于成熟，譬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教育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等重要思想；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思想因时代和政治的制约，黯然销声，隐而不彰，譬如早年曾反复申述的“教育要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教育要为人生奠基”等更为重要的思想。前者侧重揭示教育内部发展规律，在教育思想史上写下重要一页；后者则涉及教育本质和方向，早期萌生的宝贵思想尚缺少更为系统的凝练和升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尽管这个遗憾不属于个人。前半个世纪，叶圣陶可谓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懈地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外国教育思潮进行借鉴反思和继承革新，体现出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创造活力；后半个世纪，叶圣陶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智慧，政治上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学术上有选择，讲策略，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大环境影响（此种影响绝非叶圣陶仅有，几乎是那一代人的一种普遍现象），但还是在时代允许的空间内力所能及地发展了一以贯之的教育思考，终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这在同时代人中可以说非常难得。叶圣陶教育思想，是在20世纪我国社会变迁和教育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思想，时代的印记鲜明而深刻。

关于这一点，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呈现在叶圣陶身上的这种现象，其实在思想史上也并非特例。哲学家李泽厚在《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中就曾经说过：“我常常感觉，某些伟大的思想家早期在建立自己整体世界观中，具有多方面的丰富思想。但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多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时代的需要，充分发展了他的世界观或思想中的某些方面而并非全部。”李泽厚还列举康有为、马克思等杰出思想家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因此，我们考察叶圣陶教育思想，不仅要看他晚年着力强调的观点，甚至也包括他自己概括的教育思想，而且还要放眼全局，纵观一生，运用联系的、发展的、历史的观点来为其命名和定位，如此才符合历史人物的思想实际。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把“为人生”作为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总纲，而把“习惯养成”“教为不教”“学生主体”等思想作为支撑叶圣陶教育思想大厦的支柱，它们之间其实是“纲”和“目”的关系。因为“教育为人生”正是叶圣陶贯穿一生尤其是早期教育思想的主要思想脉络，而且晚年着意强调的“教为不教”等思想也仍然被统摄在这一思想总纲之下。

导言：叶圣陶“为人生”教育思想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