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崖畔上开花 9787307093638 陈幼民

     叶辛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问，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的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的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是为序。

    《崖畔上开花》收录的文章由多个短篇随笔组成，从各个方面回忆了作者作为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经历，以及后知青时代相关人等的境遇。并附有大量速写作品。《崖畔上开花》由陈幼民所著。

厘畔上开花剪纸婆姨夜深一盏灯黄河东渡回家之路山里的话，撂在脚把把想起那片林塬上说水六月雪延河涨水陕北的革命传说陕北的爱情传说俊妮儿灵辫儿归乡白布衫衫山沟沟也是一首歌“文革”遗技

    《崖畔上开花》收录的文章由多个短篇随笔组成，从各个方面回忆了作者作为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经历，以及后知青时代相关人等的境遇。并附有大量速写作品。《崖畔上开花》由陈幼民所著。

    陈幼民所著的《崖畔上开花》从各个方面回忆了作者作为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经历，以及后知青时代相关人等的境遇。文笔不卑不亢，不偏不倚，描写人物也透露出作者的人文关怀，这一点在众多同类题材中显得比较难能可贵。

     剪纸婆姨 老郭元的母亲去世了，她是村里辈分的女人。她在半年前就病了，刚开始时，还能在窑洞前的太阳地里坐坐，后来就不见了踪影。询问病情，家里人说是胃里难活，吃不下东西。农村里无医无药，就那么抗着，直到把人给抗没了。她去世的那天夜里，我们几个知青还在熟睡，身边的同伴突然把我捅醒，他说，幼民，你听！我于是听到了我一生中感觉恐怖的声音。像一阵阴风呼啸着掠过山顶，在村庄上空盘绕；像群狼一样的哀鸣，尖利得撕裂了夜空，那是从人的喉咙里发出的不似人声的嚎叫，随着风，清楚地送进了每一个窑洞的窗户，听得我心惊胆战，不禁用被子蒙上了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地的风俗，在人咽气的那一刻，家里人要走出窑门，沿着山路，走到村里的地方，呼喊他的名字，将他的灵魂送往遥远的西天。老太太儿孙满堂，直系的旁系的加起来近百十口子人，一同放声，在寂静的夜晚，蓦地响起这凄厉的哭喊，直叫人毛骨悚然，仿佛冥间和尘世在此刻重合了，茫茫的夜色变成了地狱之门。第二天一早起来，这村庄好像变了个模样，没有了人们上工的吆喝，没有了牲口出圈的嘈杂，甚至连鸡狗都不曾发出声响，冷清得就像被冻结了一样。老太太的儿子们头系孝带，在村口向每一个过往的人跪拜磕头，这也是葬俗中的一项，孝子们代表亡者，这一拜，便了结了世间所有的恩怨，让远行者无所挂牵。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规矩，但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汉在我们晚辈面前下跪，还是被弄得手足无措。知青是外来人，可我同样感到了悲伤，这不仅缘于和老乡的情分，还因为老太太对我有很大的恩惠。陕北的女人在村里多半没有名字，郭元的爹叫长茂，老太太嫁到村里来时，就被叫做长茂婆姨，后来变成了郭元妈，再后来就被叫成了奶。我从她孙女那儿打听到，其实，老太太曾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杏儿。杏儿不是本地人，很久以前，她是随着家人逃荒到这个地方的。陕北这个地方，称北边叫上头，往南，叫下头。杏儿的老家，听说是在上头的黄河边，具体地点，已经无人知道，反正很远就是了。杏儿的家人把她留在了这里，又继续南下了，杏儿就成了一个没有娘家的女人。那是一个蓝花花的年代，女人们的命运大多很悲苦。杏儿独自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一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难处。但杏儿还是幸运的，她并没有因为失去娘家人的庇护而受到欺负，这一是因为长茂为人忠厚老实，二是因为杏儿能干。我们村位于延河北岸，闹红的时候，是根据地的边儿，对面当时是白区，这儿就成了来回拉锯的地方。长茂在区上工作，敌人一过来就撤到北边去了，家里的事儿就全都丢给了杏儿。杏儿上有公婆，下有几个小叔子，再加上自己生的孩子，一大家子人的吃喝穿用，全靠她一个人来张罗。杏儿麻利，再多的活儿也难不倒她，洗衣做饭，推碾子磨面，带孩子伺候老人，里里外外一把手。我听秀儿说，她奶背着小娃，领着大娃，照样吆喝牲口拉磨，一会儿簸，一会儿扫，抽空还能给娃娃喂口奶，干完了收拾回窑，磨盘上干净得连个谷碴都剩不下。那时陕北人穿衣，全得靠婆姨们纺线织布，杏儿一家人口多，棉花少，远远不够用，杏儿就想出了换工的办法。她向宽裕的人家借来棉花，织成布，自家留一半，还给人家一半。杏儿织布又快又好，平整紧实，所以，许多人家都乐意与她换工，每年棉花收获的时节，杏儿都要忙碌一阵。虽然是土布衣衫，可经杏儿手一缝连，全家人在村里，也是体体面面，整整齐齐。村里其他家的婆婆如果嫌儿媳妇手笨，总会说，你看看人家杏儿的针脚！知道老戏的人都夸长茂是董永，把个七仙女弄回家来做婆姨。杏儿一共生了五个儿子，长大后个个是劳动好手，人也都忠厚老实，在村里颇有威望。他们家虽不算富裕，但有了杏儿的勤俭持家，倒也吃穿不缺，平安度日。到了土改的时候，就给定了个中农。不像村里的另一家，贩牲口把家底都输光了，倒落了个贫农。长茂和杏儿并不在乎这些，靠自己双手挣饭吃，心安理得，管它成分是什么。我插队到村里的时候，老太太已经不太干活了，只是看着媳妇们忙里忙外，顶多说上两句，就不再言语。她虽然年近七旬，可腰板还是直直的，面庞清瘦，皱纹细细的，爬满了全脸。但从眉眼的结构可以隐约看出，她年轻时，应该是个俊俏的婆姨。有一天，我到郭元家去吃饭，家常饭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却一眼就看上了他窑洞窗子上贴的窗花。春节时贴的窗纸，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早让烟熏得黑乎乎的，满是窟窿，窗花也被风雨褪掉了颜色，淡淡的只显出些影子。但这模模糊糊的窗花，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问郭元，这窗花是谁剪的，郭元说，是俄妈冒铰下的，你还能看下？陕北虽然剪纸出名，但并不是人人都会剪，我们村那么多户，就没有一家贴窗花的。所以在郭元家里看到，多少让我感到意外。陕北民歌里唱道：“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会剪窗花的女子，个个是人尖尖，看来郭元妈也不是个等闲人物。我喝着小米粥，心里却在盘算着把这些窗花弄到手，谁叫咱自小学画，就喜欢这些东西呢。第二天，我就跑到公社的供销社，买了几十张麻纸，拿到郭元家，要给他们换窗纸。老郭元一定认为我脑子有毛病了，不年不节的，竟然自己掏钱给他家糊窗户。陕北人一年才换一次窗户纸，这下提前过年了，只是不知为什么，当看到我把烂窗纸卷起来拿走时才恍然大悟。老郭元骂我道，你这娃，想要窗花揭走就是了，还破费买什么纸！老太太很高兴，可能从来也没有人这么看重她的剪纸。P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