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地道风物.闽南/范亚昆 9787559624567 范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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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亚昆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ISBN9787559624567
出版时间2018-0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68元
货号1201942426
上书时间2024-10-1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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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亚昆,《地道风物》内容总监。长期为国内人文地理、影像、旅游类杂志担任特邀撰稿人,关注国内的人文地理、地方文化、风俗手艺等领域,并因此足迹遍布各地。
目录
向海而生的闽南人,于未知中求生存。大海既塑造他们务实耐劳、勇于冒险等性格特点,也赋予他们对于人生“尽人事、听天命”的豁达与乐天的态度。既然人生际遇比大海还要变幻莫测,既然“无常”才是日常,那么,“人生海海”“欢喜就好”。
内容摘要
福建南部,山海之间,一片繁华之地。独特的方言文化、民俗文化、族群文化、海洋文化,造就了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闽南文化。《地道风物·闽南》专辑,深入闽南进行采访,把这个古老中国海上窗口在漫长岁月中的丰富细节,如画卷一般徐徐呈现,既为读者展示闽南人的生活与记忆,也为读者理解海上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精彩内容
只有往海上看,才能看到世界里的中国古代的中国人,不太喜欢面对“海洋”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帝王的眼中,海是疆土的自然边界,是贬谪获罪官员的去处,或是逃难时的茫茫绝路;更多生活在内陆的古代人,对海洋始终缺乏想象,只能用“天涯海角”来形容自己终生不能抵达之处。放眼中国沿海,像闽南这样山区密集、除了出海几乎无路可走的地方很少。因此,从中原的角度看闽南,大抵逃不开三个特点:边缘、偏僻、生存艰难。不过,在闽南人面前,海洋是敞开的。对他们而言,尽管海洋意味着无常,仍然是值得用生命去开拓的一条道路——在中国,闽南人可谓最有海洋冒险精神的一群人,他们视野开阔,不畏艰险,并且,他们真的看得见海上的路线。诸多九死一生的经历来不及讲述,如今只见,海外最古老的唐人街,其实大都是闽南风格的。在闽南,帝国中央的大陆视野与闽南人的冒险精神相互影响,造就了闽南的很多风景。除此之外,闽南又为中国敞开了一个窗口,海洋深处那些影响了世界进程的风由此而入,进而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里,只有往海上看,才能看到世界里的中国。泉州:“东方大港”与阿拉伯人的海上乐园如今的闽南三城(厦门、漳州、泉州)中,泉州作为出海的港口,在唐代已经成名。不过,因泉州通往内陆的交通不便,在帝国的视野中,它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受到的重视始终不能与交通便利的广州港比肩。然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宋元时代的泉州海商万户、竞渡千帆,在旅行者的眼中已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存在。马可·波罗描绘其为“世界大港”,另一位比之更早的意大利旅行家则称赞其为“光明之城”——泉州港获得出人意料的大发展,是大陆视野与海洋视野在闽南的第一次交锋与错位。这一次交锋,从海洋上投来目光的,是阿拉伯商人。彼时被中国称为“大食”的阿拉伯帝国,存在时间大约与中国的唐宋同期。在帝国出现之前,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就已经占据东西方商路要道,他们早有重商传统。英语中的“支票”“银行”等商业词语均来自阿拉伯语——至今通行于世界的诸多商业逻辑和规则,早期都是由阿拉伯人创立的。阿拉伯人在7 世纪建立起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同时开启了阿拉伯人的大航海时代,取代了早期来往于东亚海域的印度和波斯商人。阿拉伯故事《辛巴达历险记》中,辛巴达的海上冒险即阿拉伯海商积极开拓海洋贸易网络的一个缩影。在阿拉伯人编织的海上网络中,中国泉州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它不但扼守中国和东亚海洋的交通要道,并且因为远离中央政府,更加容易融入海上自由商贸体系之中。许多阿拉伯商人就此在泉州定居下来,他们在泉州留下的最显著的遗迹,就是建于11 世纪初的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清净寺;阿拉伯人当时优选的造船技术也为中国船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思路;宋代在泉州设立管理港口贸易的市舶司,掌领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泉州的阿拉伯人后裔。漳州月港:中国的海禁时代,遇上了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明代是中国实行海禁最严厉的时代,国人禁止出海,泉州港迅速衰落下来。生存资源的匮乏,迫使闽南人甘冒海禁之风铤而走险,继续在海洋上讨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毗邻泉州的月港后来居上,成为帝国优选的一个走私港口。彼时的帝国中央政府,对月港贸易并非全然不知。然而,封闭不能使帝国阻挡世界潮流的影响,来自月港的一种重要资源,正在日益成为支援帝国经济的一条生命线,那就是白银。中国很早就有使用白银作为交易货币的历史,但构建欧亚大陆上的白银流通体系的,是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且重视商贸的元帝国,白银从此成为远距离商贸的硬通货。阿拉伯帝国和元帝国衰落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占据了东西方商贸要道,此时远在西方的欧洲人为了打通与东方的贸易往来,不得不绕开传统商路,踏上了优选大航海之旅,并因此发现了美洲大陆。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由此将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东方,中国优选的一个白银输入地就是明代的月港。实行海禁的明代中央政府也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海上活动,郑和代表帝国开启了远洋行程,巩固了海外的朝贡体系。在帝国的视野中,中央政府所在之处仍是天朝上国,居于世界的中心;此刻,在西方人的视野中,让中国与大航海时代产生更深刻联系的,却是闽南那个小小的月港。在南洋:爱拼才会赢的闽南人,只有一件事赢不了明朝中期以后,闽南人在海上舞台扮演了很多角色——水手、走私商、海盗、合法商人、海外移民……他们一往无前地在海上拼搏,建立起了覆盖东南亚的华商网络。然而,“爱拼才会赢”的闽南人,只有一件事赢不了:他们始终是优选贸易网络的参与者,而不是者。中央政府的视野无法延展到海洋,所以,明清时代,中国的海商一旦出海,就脱离了与帝国政府之间的管辖关系。闽南人即使在南洋建立起庞大的商贸关系网络,背后也缺乏政府的支持,因此被称作“没有国家的商人”。闽南人在海外的凝聚力,来自强烈的宗族乡土观念和妈祖信仰。海外贸易和移民环境险恶,宗乡观念使闽南人能够相互扶持、共度险境,这是缔结海外商贸社会网络的基础,却无法形成广泛基础上的共识和更紧密的组织形式,因此,在南洋的闽商有商贸网络却要依附于欧洲人宏大的贸易系统,有社区基础却要受制于所在地的政治环境。在广阔的海洋上,复杂的商业技术成为全球化贸易的依托,而商业技术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技术。在贸易中,具体的法律案例可以通过认可的法律技术来明晰产权和法律权责,从而建立起可以应用到陌生人之间的信用结构,形成更广泛的、可以持续拓展的贸易网络。在海洋贸易中后来居上的英国人,正是在海洋贸易的开拓中不断发展其法律技术,逐步建立后来通行英美的普通法系,从而成为优选贸易的者。这套法律系统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内政与外交高度联通的政府,及时有效地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做出调整并形成条文——从根本上来说,当时的闽南商人和中国政府不具备这套技术能力。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海权理论日益成为海洋国家的共识——谁掌握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运河和航线,就是变相控制了世界。在海洋国家眼中,中国拥有巨大的自由贸易市场,而中国政府对海洋规则却一无所知、无所作为,结果就是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古老中国被迫卷入优选体系中,就此成为被规训的对象。古老中国一直拥有闽南这扇窗,而海洋上的风竟来得猝不及防。在“陆地―海洋”的双重视野下,闽南的许多不同于内陆的风景都更加容易被理解和阐释。这一次,《地道风物·闽南》专辑深入闽南进行采访,将这个古老中国海上窗口在漫长岁月中的丰富细节,如画卷一般徐徐呈现,为我们展现了闽南人的生活与记忆,也为我们理解海上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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