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经济周期和债务周期 9787513660709 朱一平著

朱一平，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就职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德国杜伊森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德国哈勒经济研究所、西部证券等机构，2007年出版专著《风险资本治理机制研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新华文摘》、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宏观研究论文若干。《上海证券报》《金融时报》中文网等媒体专栏作家。负责并参与德国Hans-Böckler基金会、英国查塔姆研究所、欧盟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等多项宏观经济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债务周期、资管监管等。

1导论

1.1经济周期

1.2逆周期经济政策

1.3长期增长停滞和超级债务周期

2中国房地产周期

2.1房地产开发投资

2.2房地产供需

2.3土地供需

2.4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

2.5地产调控政策

2.6中国房地产周期特征

3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

3.1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3.2交通运输业

3.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5第三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

3.6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3.7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

4债务周期理论和实践

4.1债务周期理论

4.2美国债务周期

4.3日本债务周期幻灭

4.4债务周期尾部的财政政策

5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

5.1中性利率和美联储货币政策

5.2首提货币政策退出

5.3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

5.4暂缓加息

5.5加息缩表提速和中国金融监管

5.6鲍威尔之鹰

5.7鲍威尔看跌期权

5.8新冠危机应对

5.9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调整

6欧洲中央银行政策演变路径

6.1后金融危机时代

6.2欧债危机期间

6.3负利率时代

6.4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6.5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特点

7美国“令人惊艳的十年”里的新兴市场

——重审20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

7.1超级宽松货币政策

7.2美联储加息周期

7.3墨西哥金融危机

7.4原油供给冲击下的低利率

7.5东南亚金融危机

7.61998年港币保卫战

7.7日元套利交易和金融危机

7.8长期资本和油价冲击

8人民币均衡汇率决定

8.1人民币汇率历史走势

8.2均衡汇率决定理论框架

8.3均衡汇率决定实践

8.4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制度改革

8.5全球金融危机和强势美元

9经济下行周期的M1、M2剪刀差

9.1M1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期

9.2M2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初期阶段：1983—1987年

9.3零实际利率时期：1991—1993年

9.4非常规量化宽松：后危机时代

9.5总结和启示

10中国资管行业结构特征

10.1商业银行信贷和资金运用结构

10.2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和流动性风险管理

10.3商业银行表外信贷结构

10.4资管监管政策

10.5资管行业总量和结构

参考文献

后记

9.4非常规量化宽松：后危机时代

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夕，美国金融市场已经承受了一段时期的流动性压力，这一时期虽然美国通胀率仍接近4%，但M1增速已经降到几乎零增长。2008年3月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议息会议决定实施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TSLF），通过其他证券质押贷款向一级交易商发行期限为28天、额度高达2,000亿的美元债券，其中包括联邦机构债券，联邦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非机构AAA/Aaa级私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2008年5月M1开始飙涨。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通胀率和货币增速迅速跌落。

2009年3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正式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决定购买7,5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进一步扩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同时决定在未来的六个月将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下，美国M1同比增速迅速回升到2009年8月的17.8%，M2同比增速从5%回升至8.4%。但是货币供给对通胀的作用存在明显时滞，PCE同比增速远远滞后于货币增速回升的速度继续下行至2009年8月的-1%，之后才触底回升。2009年8月至2010年7月间，随着PCE同比增速的逐步回升，M1开始减速，从17.8%急剧下滑至3.7%，M2同比增速也从8.4%下降至2%，同期PCE也在短暂回升到2%上方后重新回落。

美联储2010年11月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10年7月至2011年8月间，M1再次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周期。11月美联储决定将以每月750亿美元的速度进一步购买6,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直到2011年第二季度末。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M1同比增速从3.7%飙升至21%，M2同比增速从2%上升至10%。同期，PCE同比增速则从1.4%上升至2.9%，上升幅度远小于M1增速上行幅度。

后危机时代的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期，美国M1增速均值达到11%，M2增速均值为6.5%，PCE增速均值1.26%，通胀上行速度滞后于货币增速。其间，实际GDP增速均值1.8%，低于危机前增速均值。

9.5总结和启示

回顾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四个M1、M2剪刀差走阔的历史时期，我们发现：

第一，M1高速增长并不必然伴随高通胀，近30年的美国经济货币史说明，与通胀正相关的因素是宏观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速，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货币政策宽松以及经济衰退期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等因素，可能导致M2增速下行而M1增速高企，同时经济中不存在通胀压力。

第二，金融创新、金融脱媒的宏观背景下，M2增速下行是趋势性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传统银行业缩表，M2增速下行，这一趋势其本身是制度性的，而非周期性的。

第三，货币的量和价也是一对矛盾，中央银行不可能维持量和价的同时稳定。如果货币供给不发生变化，利率就会发生剧烈波动；如果利率稳定，货币供给就会大幅波动。这一矛盾在利率市场化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央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和政策传导机制的转变对量价关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四，无论是常规货币政策（即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基础货币供给而调降基准利率水平），还是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通过央行直接购买国债影响金融市场利率水平），美联储在经济萎缩和通胀下行周期，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货币政策促使M1高速增长，并调降联邦基金利率以引导市场利率水平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从而促使经济走出衰退。

本书基于商业周期和债务周期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金融结构所处的历史阶段，结合国际经济形势的主要特征，判断央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制度框架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每一轮经济周期或者商业周期，都经历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而当以上这四类周期在时间上重叠时出现周期共振现象，此时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幅度将更为显著。然而2015年以来，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和大类资产配置的观察发现存在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是宽松货币政策对促进增长的作用边际递减，一是商业周期在复苏、繁荣和萧条间来回切换。雷·达里奥所著《经济如何运行》详尽分析债务周期，指出去杠杆的方式决定债务周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债务货币化导致宽货币紧信贷，实际经济增速下行，利率期限结构曲线陡峭化，货币政策失效后，政府必然选择破产、重组的方式降低私人部门债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