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版现货新书 典籍翻译研究 9787576105902 董明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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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现货新书 典籍翻译研究 9787576105902 董明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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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明伟主编

出版社燕山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76105902

出版时间2024-02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92元

货号15784867

上书时间2024-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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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董明伟,现任燕山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原任《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典籍翻译研究”栏目负责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理事。2017年被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评为“2015—2016年度河北省优秀期刊编辑”。



目录

[中国典籍翻译理论与批评研究]

拓展与整合:中国文化外译研究发展趋势的四重思考

王宏印教授的学术之道与治学方法

从典籍英译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译

一王宏教授访谈录

[中国典籍的传播与影响力研究]

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的早期汉学藏书(1842-1905)兼论19世纪的美国汉学目录学...

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力

-基于中英文本海外图书馆藏的考察

[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

后格义时代的译释现象研究

典籍翻译个案研究的微观史建构

一一以理雅各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文化元关键词在西方的诠释

-一以安乐哲和郝大维英译《中庸》为中心

1945年以前《道德经》在德国的译介研究

《“禅”的坎坷西行路

“Zen”还是“Chan”....

[中国文学典籍翻译研究]

古代、近代文学典籍翻译研究方向

世界诗学视域下中国文论海外传播的跨学科路径探索

一兼谈中国文论“走出去”四步并举法

注释与译者情感的建构

以施友忠《文心雕龙》英译本为例

学科之镜必,美国汉学视阈中国古典小说宗教议题的主要维冉

原作之死:《金瓶梅》英译的去经典化研究

20世纪域外杜甫英译专著之文化语境、诠释立场及影响

北美汉学界宋诗研究百年综述

汉学家白之英译《牡丹亭》戏剧翻译规范探究

专题研究:《诗经》翻译与海外传播

西方《关雎》阐释三百年

论《诗经》翻译中的变异

让文学还归文学:耶稣会士顾赛芬《诗经》法译研究

现当代文学翻译与海外传播研究方向

走出秦地,走向世界

一试论陕西当代小说的对外翻译

从单一走向多维的忠实理念

以葛浩文对萧红作品的改译为中心

香港《译丛》的中国文学对外翻译传播模式研究

一以孔慧怡主编时期(1987--2007)为中心

鲁迅小说杨译本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

[中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

根深植故土,性本向高天

一王宏印民族典籍翻译思想探微・

中国式人类学诗学的构建

论王宏印先生民族诗学的创作、翻译与研究

[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

多模态翻译视角下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国际传播...王海燕,刘欣,刘迎春(337跨学科视城下的中国科技典籍对外译介

-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研究员....王烟朦



内容摘要

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翻译往往起着关键性的媒介作用,特别是就中国文化在非汉字文化圈内的流布而言,外译是绕不过的一个关键环节和重要话题。

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汉字与中国文化很早便在日本、越南、琉球和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由此以汉字与书籍为基础,而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外人之研究汉籍,日本始于皇子稚郎子之读《论语》,时当晋太康中”①.“如同日本、越南等国家,韩国也将汉字作为书写工具,到20世纪初为止,韩国大部分档案皆以汉字写成”②。由此可见,在汉字文化圈中,中国文化的传布,虽然也有针对普通受众的翻译,但是就精英阶层的阅读与研究而言,基本上是无须借助于翻译且可以无障碍进行的。

中国文化外译作为大事件的出现,无疑发生在与非汉字文化圈的接触中,较早应是唐代律宗大师道宜所撰《集古今佛道论衡》中提及的“文帝诏令奘法师翻老子为梵文事”;而在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最早的中国文化外译似应是西班牙籍多明我会传教士汉学家高母羡(Juan Cobo)将中国的蒙学读物《明心宝鉴》邃译为西班牙语。而后,中国文化逐步经由来华传教士、专业汉学家以及中国学人的途译,而更为广泛地传播至世界各地。

而国内学界对中国文化外译的观瞩与研究,似肇端于晚清时期。清季学人王韬在《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中,盛赞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对中国儒家经典的邃译之功,“先生独以西国儒宗,,抗心媚古,俯首以就铅椠之役,其志欲于群经悉有译述,以广其嘉惠后学之心”⑧。近代以来,不断有中国学人负笈海外,而汉学界与中国学界交往频繁,“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认识的深化和中国学者掌握西学外语程度的增强,使得彼此沟通,渐成一有机整体”④,这促使国内更为有意识地关注国际汉学动态趋势,对中国文化的外译多有评论和介绍。而改革开放以降,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外译研究逐步升温,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然而,就目前中国文化外译研究而言,本文以为在中国文化外译对象的外延、外译主体、外译研究路径与外译对话合作等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加以辨清,借此也与学界同行加以商権。

二、作为整体的中华古文献外译

首先,所谓的“典籍外译”这一说法,可能会无形中缩小了外译对象的外延,中国文化外译研究应有“中华古文献外译”的清醒意识。

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书籍,学界或者准确地说外语学界目前主要关注的是典籍。何为典籍?按照《说文解字》卷五“开”部的说法,“典”指的是“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开上,尊阁之也”;《尔雅・释言》认为“典,经也”;《广韵》中也说“典”,“法也”。由此也可看出,典籍在中文语境中是重要的、经典的、可作为规则和示范性的传统文化书籍,与英语中的“canon”具有类似的意涵。

因为开展中国文化外译研究,外语能力是必备的条件,由此也决定了外译研究的主体主要集中于外语界的学人;再者,学科之间的壁垒导致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者往往将目光聚集于经、史、子、集各部中熟为人知的经典著作,而不甚关注浩如烟海的其他中国古籍文献。检翻一下《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总目》,或者由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古籍总目》等,其实不难发现中华古文献的数量是远非所谓的“经典”所能容纳的。比如《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古籍近20万种,时间跨度上考虑1911年之前,种类上不包括甲骨、铭文、竹简、帛书、碑刻等文献。如果算上未曾著录的以满、藏、回、西夏等少数民族文字所书写的,以及大量在不同历史时期散佚于海外的古籍,那么中华古文献的数量无疑是十分庞大的,这远远溢出了所谓“典籍”的范畴。

其次,拓宽学术视野,关注中华古文献,而非仅仅锁定所谓的“典籍”,其中也有对中国文化外译历史与实际情况的考量。



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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