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比较文学 9787569701340 付飞亮

付飞亮，男，1977年生，四川大学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西南大学2014—2016学年优秀教师。第七届高等教育四川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13）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诗学、英美新批评及文化研究等。著有〈变异学视野下西方电影中的亚文化》（2013）、《克林思·布鲁克斯诗学研究》（2018）专著2部，参编〈美学与艺术理论》（2016）《比较文学》（2022）教材2部。在〈文艺争鸣》《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社科基金等项目4项。

李应志，重庆铜梁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美国爱达荷大学访问学者（2014一2015）。主要研究领域为欧美文学、西方当代文艺理论、中国新诗等。已出版《解构的文化政治实践——斯皮瓦克后殖民文化批评研究X2008）《全球化与帝国主义的危机控制——斯皮瓦克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2014）、《后殖民主义：人物与思想》（2015,合著）等学术专著3部，参编教材（中国现代诗歌欣赏》（2004），主编教材《比较文学》（2022），另出版〈人性与人之使命〉（2019）等译著多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各级别科研基金项目10项。曾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国外理论动态〉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第一节中国比较文学的分期及研究方法

第一，20世纪初到40年代，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比较文学学者大多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这一现象非常显著。

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时期激进的学者，大都持这样一种论调：西方文化远胜东方（中国）文化。因此，他们怀着一种国世济民的热忱，提倡学习西方文化，抛弃中国旧文化。而以刘师培、吴宓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却主张发扬“国粹”，在现代社会延续中国文化道统。但有意无意，这些保守主义者也以西方文化作为衡量中国文化价值的标准，实际上也暗含了中国不如西方的判断。这种文学之间的比较，包含鲜明的价值判断因素，尚未摆脱“比较”一词在美学意义上的全部含义，是法国学派所不支持的一种原生态的比较，在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毕竟，比较文学并不是文学的比较。

“五四”前后的这种文学比较，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方面单纯的优劣评判，能称得上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也大多属于平行研究范畴，如梁启超的《丽韩十家文钞序》、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鲜见影响研究论著。

这种平行研究的方法一直为初期的比较文学学者所沿袭。如郑振铎的《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和《中山狼故事之变异》，梁宗岱的《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钱锤书的《谈艺录》，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和《文学的历史动向》，朱光潜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杨宪益的《零墨新笺》，李健吾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李广田的《诗的艺术》等一大批论著，皆为平行研究的成果，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钱锺书的《谈艺录》秉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理念，对中西文论进行了相互阐发比较，是平行研究的典范。这一时期，大概只有郑振铎与沈雁冰合著的《法国文学研究》和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是典型的影响研究，算是难得的例外了。

第二，1950年到1977年，属于中国比较文学阻滞期。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比较文学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因此，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受阻，其发展一度陷入停滞。但仍有少数学者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冯雪峰的鲁迅和果戈理》和冯至等的《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曹未风的《莎士比亚在中国》和《鲁迅先生与外国文学》，阿英的《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的英国》和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等。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仅有的这些著述中，几乎全部采用了影响研究的方式。这种情形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绝无仅有，实在是值得注意的奇特现象。究其原因，大概是政治运动的冲击，使得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就成为一个危险的领域，而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的危险尤甚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主旨是追求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这种普世价值自然与主张文学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相违背，因此，学者们不敢贸然踏脚，是情理之中的事。

第三，1978年到20世纪末，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期，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期。尤其是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中文系诞生，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数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得以大幅提高。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成果，大部分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如标志着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复兴的巨著——钱锺书的《管锥编》，据赵毅衡考证，里面涉及中西文学互相参照比较的条目有二百多条，基本上都是平行研究：“在前四卷一千二百多个条目中，包括有中西文学互相参照比较的条目共二百多条。我们把这二百多条略事整理，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况：涉及中西文学实际影响的条目实际上只有六七条。……以钱先生阅读之广、记忆力之强，在中西文学交流的长期历史中，完全可多找出一些实际影响的例子，但钱先生宁愿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方面——平行研究方面。”又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金克木的《比较文化论集》、杨周翰的《攻玉集》、范存忠的《英国文学论集》、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