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诗论讲义 9787301280430 朱光潜著

校订说明

诗学通论

第一章　诗的起源——歌谣（上）

第二章　诗与谐隐

第三章　诗的实质与形式（对话）

第四章　诗与散文（对话）

第五章　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

第六章　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赋对于诗的影响

第七章　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下）声律的研究何以特盛于齐梁以后？

近代文 附（存目）

王渔洋文选

郑板桥家书选

板桥题画选

金冬心题画选

校订后记

第二章　诗与谐隐
德国学者常把诗分成“民间诗”（Volkpoeslie）与“艺术诗”（Kunstpoesie）两类，以为“民间诗”全是自然流露，艺术诗才根据艺术的意识，应用技巧的知识，有意地刻划美形相出来，作欣赏的对象。这种分别实在也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如果研究民间歌谣，就可以发见它们大部分都有一种传统的技巧，最显而易见的是文字游戏。我们还可以说，一般民众对于诗歌感觉兴趣，大半因为它所带的文字游戏，所以文字游戏性最显著的歌谣流传最广。这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实。民众到了能用文字做游戏的工具时，不但已经能意识到文字本身的美妙，而且对于文字这种艺术媒介的驾驭，也已达到绰有余裕的地步了。
我们可以用三种方法拿文字来游戏，第一种是用文字开顽笑，通常叫做“谐”，第二种是用文字捉迷藏，通常叫做“谜”或“隐”，第三种是用文字搬砖弄瓦，组成意义很滑稽而声音很圆转自如的图案，这种没有一个恰当的名称，或者把它干脆地叫做“文字游戏”也无不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特辟“谐隐”类，包括带有文字游戏性的诗文，可见古人对于这类作品已颇重视。凡是“谐”“隐”都带有文字游戏性，不过一种纯粹的文字游戏，着重点既不在谐，又不在隐（这两种都着重意义），而在声音的排列凑合，似应自成一类。谐，隐，与纯粹的文字游戏对于中国诗的发展都有影响。
（一）诗与谐
我们先说“谐”。“谐”就是“说笑话”。它可分两种，一种是纯粹的笑谑，意在打动风趣，互相取乐；一种是讽刺，除打趣取乐之外，还含有匡正的意思。这两种目的自然也常混一起。凡是喜剧都离不着这两重目的，所以“谐”是喜剧的雏形。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里以为中国戏剧导源于巫与优。优即专以“谐”为职业。在原始社会中，“优”（clown）往往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莎斯比亚（现通译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古代英国王侯常有优跟在后面，趁机会开玩笑，使朝中君臣听着高兴。中国古代王侯也常用优。《左传》，《国语》，《史记》诸书都常提到优的名称。在“桂冠诗人”之类的头衔未出现之前，优的地位大概很类似“桂冠诗人”，他至少是一位“朝廷诗人”。在他的许多玩儿之中，诗歌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汉初许多词人都以俳优起家，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是著例。优的存在可以使我们想象两件事：第一，“谐”的需要是很原始，很普遍的；其次，优与诗人，谐与诗，在原始社会中是很接近的。
从心理学观点看，谐趣也是一种最原始最普遍的美感活动。凡是游戏都带有谐趣，凡是谐趣也都带有游戏。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和乖讹当作一种美妙的意象去欣赏。像其他美感活动一样，它也是一种“形相的直觉”或“无所为而为的观照”。艺术方面的趣味有许多是为某阶级所特有的。“谐”则雅俗共赏。极粗鄙的人欢喜“谐”，极文雅的人也还是欢喜“谐”，虽然他们所欢喜的“谐”不必相同。在一个集会中，大家正襟危坐时，彼此中间无形中有一层隔阂，每个人都有俨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但是到了谐趣发动时，这一层隔阂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傲中忘形尔我，揭开文明人的面具，回到原始时代的团结与统一。托尔斯泰说艺术所传染的情感应能固结人与人的关系，在他认为值得表现于艺术的情感之中，笑谑也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是很有见地的。刘勰解释“谐”字说：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
这也是着重“谐”的社会性。社会的最好的团结力是谐笑，所以擅长谐笑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受欢迎，在极严肃的悲剧中有小丑，在极严肃的宫廷中有俳优。
谐的对象不外有三种。最普通的是容貌的丑拙。在俗歌谣中以麻子，瘌痢，胖子，瞎子，聋子，驼子等等残疾人为笑柄的甚多。据刘勰说：“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玚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则嘲笑丑拙容貌的风气自古就很盛行了。
其次是品格的亏缺。例如江苏嘲挨懒歌：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以及嘲人情浇薄歌：
门前歇仔高头马，弗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挂仔白席巾，嫡亲娘舅当仔陌头人。
都是用几句简单而有谐趣的话，把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写得很脱皮露骨。有时容貌的丑拙和品格的亏缺合在一起，成为笑柄。《左传》宋守城人嘲笑华元打败仗被囚赎回的歌是好例：
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
这两种之外，人事的乖讹也是谐笑的对象，例如河南卫辉嘲笑妻大夫小的歌：
十八岁个大姐七岁郎，说你郎你不是郎，说你是儿不叫娘。还得给你解扣脱衣裳，还得把你抱上床！
以及《后汉书·刘玄传》所载的《长安歌》：
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都是觉得事情出乎常理之外，可恨亦复可笑。
“谐”都常有几分讥刺的意味，不过讥刺不一定就是“谐”。例如《诗·魏风·伐檀》：
不稼不啬，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数句也是讥刺人事的乖讹，不过作者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把它拿来开玩笑的意思，就不能算是“谐”。《汉书·淮南〈蜀〉王传》所载淮南民歌：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也是讥而谐。这点分别对于谐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从几方面看，“谐”的特色都是模棱两可。第一，就谐笑者对于谐笑的对象说，“谐”是恶意的而不尽是恶意的。如果尽是恶意，则结果是纯粹的直率的讥刺。一个人既拿另一个人开玩笑，对于他就是爱恶参半；恶者恶他丑拙鄙陋，爱者爱他还可以打趣助兴。因为有这一点爱的成分，丑拙鄙陋所引的嘲笑含有几分规劝匡正的意思，所以柏格荪（现通译柏格森）说，嘲笑是社会对个人的丑拙鄙陋所加的惩罚和纠正。其次，就谐笑情感本身的性质说，它是美感的而不尽是美感的。它是美感的，因为丑拙鄙陋在为谐的对象时，就是一种情趣饱和独立自足的意象。它不尽是美感的，因为谐笑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或物态的不圆满，因而表示惊奇和告诫。第三，就谐笑者自己说，他所觉到的是快感而不尽是快感。它是快感，因为丑拙鄙陋不仅打动一时的乐趣，也是沉闷世界中一种轻松束缚担负的力量，现实世界好比一池死水，可笑的事好比偶然皱起的微波，笑与谐就是对于这种微波的欣赏。不过可笑的事物究竟是丑拙鄙陋，是人生中一种欠缺，它多少不免引起惋惜的情绪，所以同时伴有不快感。许多谐歌都是以喜剧的外貌写悲剧的事情，例如徐州民歌：
乡里老，背稻草。跑上街，买荤菜。荤菜买多少？放在眼前找不到！
这〈还〉是讥嘲呢？还是怜悯呢？读这种歌真不免令人觉到“啼笑皆非”了。我们可以说，凡是“谐”都有“啼笑皆非”的意味，不过程度有深浅罢了。“谐”有这些模棱两可性，所以它从古到现在都叫做“滑稽”；“滑稽”是一种盛酒的壶，酒从一边流出来，又向另一边转注进去，可以终日不竭，酒在“滑稽”里进出也是模棱两可的，所以“滑稽”喻“谐”，非常恰当。
谐是模棱两可的，所以诗在有谐趣时，欢欣与哀怨往往并行不悖。我们可以说，诗人的本领就在能谐，能谐就是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义斯特曼（现通译伊士曼）（Eastman）在《诙谐意识》里有一段话把这个道理说得很透辟：

谟罕默德（现通译穆罕默德）自夸能用虔信祈祷使山移到他面前来。有一大群信徒围着来看他显这副本领。他尽管祈祷，山仍是巍然不动，他于是说：“好，山不来就谟罕默德，谟罕默德就走去就山罢。”我们也常同样地竭精殚思，求世事恰如人意，到世事尽不如人意时，我们说，“好，我就在失意事中求乐趣罢”。这就是诙谐。诙谐像谟罕默德走去就山。它的生存是对于命运开顽笑。

“对于命运开顽笑”是一种遁逃也是一种征服。偏于遁逃者以滑稽玩世，偏于征服者以豁达超世。滑稽与豁达虽然不是绝对的分别，但实有程度上的等差。它们都是以“一笑置之”的态度处置人生的缺陷；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像〔相〕，于诙谐之中仍能保持严肃，所以他的诙谐沉痛深刻，出入于至性深情；滑稽者则在喜剧中见出人世的乖讹，一味嘲笑取乐，有时不免流于轻薄。豁达者虽超世而却不忘怀于淑世，他对于人世，悲悯多于愤嫉；滑稽者则只知玩世，他对于人世，理智的了解多于情感的激动。这种［分］别可以说是悲剧的诙谐和喜剧的诙谐的分别，一个大半从情感出发一个大半从理智出发。中国诗人中陶潜和杜甫是豁达者，东方朔和刘伶是滑稽者，嵇康和李白则介乎二者之间。
悲剧的诙谐比较喜剧的诙谐难了解欣赏。看喜剧的诙谐如王梵志的《翻着袜》：

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宁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或是李白的：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素酒尝。

或是近人嘲苛捐杂税的诗：

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只剩屁无捐。

我们一眼看到，立刻就觉得可笑。但是这种感动只是浮面的，一笑之后，就素然无余味。悲剧的诙谐如左〔下〕列诸例：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常苦辛！（古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
笔。 ……天命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陶潜《责子》）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陶潜《挽歌辞》）

这种诙谐本有沉痛的和滑稽的两方面。我们须同时见到这两方面，才能完全解它的深刻。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说：

陶潜与杜甫都是有诙谐风趣的人，诉穷说苦，都不肯抛弃这一点风趣。因为他们有这一点说笑话做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穷饿之中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

这是一段极有见地的话，但是因为着重“说笑话做打油诗”一点，他似乎把它的沉痛的一方面轻轻放过去了。陶潜杜甫都是伤心人而有豁达的风度，表面上虽诙谐，骨子里极沉痛严肃，如果把《责子》《挽歌辞》之类的诗完全看作打油诗，就未免把他们完全看成滑稽玩世者然。
凡诗都不能无谐。情绪不外悲喜两端。喜中都有谐趣，用不着说。就是把最悲惨的事当作诗看时，也多少在其中见出谐趣。例如左〔下〕列诸诗：

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独且急归。兄与嫂严，当与计较。（《孤儿行》）

儿前抱我头，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蔡琰《悲愤诗》）

且如去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杜甫《兵车行》）

这些例子或是写自己的悲剧，或是写旁人的悲剧，都是把所写的看成一种有趣的意象，有几分把它当作戏看的意思。丝毫没有谐趣的人大概不能做诗，也不能欣赏诗，诗和谐都是生气的富裕，不能谐是枯燥贫竭的表示，不能诗也是如此。
但是诗也最不易谐，因为诗最忌轻薄，而谐最易流于轻薄。古诗《焦仲卿妻》叙夫妻别离时的誓约说：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后来焦仲卿听到妻子被迫改嫁的消息，便拿誓约的话来讽她：

府君谓新妇：“贺君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

这是诙谐，但是未免近有轻薄，因为生离死别不是深于情者所能互相刺讥的时候。
同是诙谐，或为诗的胜境，或为诗的瑕疵，分别全在它是否出于深情。理胜于情者的诙谐往往流于纯粹的讥嘲（Satire）。讥嘲诗自然也是诗中一格，但是永远不能达到诗的最高境界。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如蒲普（现通译蒲柏）（Pope）之流最擅长讥嘲，但是他们的诗都不是上乘。我们如果要领会讥嘲诗与上品有谐趣诗的分别，可以拿上面引过的陶潜的诗和下面两首李商隐的诗相比较：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北齐》）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水，薛王沉醉寿王醒。（《龙池》）

第一首讥嘲北齐后主宠婢女不顾亡国，第二首讥嘲寿王的杨妃被他父亲夺去，他在御宴中喝不下去酒，在讥嘲诗中都算是极俏皮的，尤其是第二首写得真委婉深刻。但是我们如果稍加玩味，就可以看见它们的出发点都是理智的。没有深情在里面。我们觉得它们是聪明人的聪明话，受它们的感动，也是在理智方面而不在情感方面，不像陶潜的那两首诗能透入心的深处。
中国诗人中谐趣最丰富的大概要算杜甫。我说“最丰富”，并降〔非〕说他专好做滑稽诗，是说在他的诗中各种不同的谐趣都可以找得着。他的谐趣有极沉痛的，如《北征》和《羌村》；有拿穷开玩笑，于游戏中见豁达的，如《示从孙济》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描绘“幽默”情境为美妙意象的，如《饮中八仙歌》和《戏简郑广文》；有逢场作戏聊博一时愉快的，如写赌博的《今夕行》和写饮酒笑谑的《遭田父泥饮》；有气闷无聊，说说笑话开心的，如《秋雨叹》和《早秋苦热》；也有像上引李商隐诗那样暗敲冷笑的，如讥嘲杨家兄弟姊妹的《丽人行》。多读杜诗，最容易明白诗与谐的关系。
唐人中韩愈也颇富于谐趣，但是比较杜甫的浅狭多了。他的谐趣中滑稽者的成分居多。滑稽者的谐趣常见于文字游戏。韩愈做诗好用拗字怪句险韵，和他做《送穷文》《进学解》《毛颖传》之类的杂文一样，多少是要以文字为游戏，多少要在文字上逞才气。例如《赠刘师复》：

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牙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匙钞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

这许多话只是说他自己牙齿豁落，没有嚼“大肉硬饼”的福分，虽名为诗，“打油气”也就很重了。
宋人的谐趣大半学韩愈和《饮中八仙歌》《遭田父泥饮》诸诗所代表的杜甫。苏轼是宋人最好的代表。他做诗好和韵，做词好用回文体，仍带有韩愈好用拗字险韵的癖性。他称赞《黄州猪肉》的诗可以和韩愈的“大肉硬饼如刀截”先后媲美。我们姑择一首比较著名的诗来，看看宋人的谐趣是什［么］样的：

东坡先生无一钱，十年家火烧凡铅。黄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鬓无由玄。龙邱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轼《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

这只是嘲笑自己穷老，嘲笑他的朋友怕老婆，神貌都极似《饮中八仙歌》，但是文字游戏的色彩比较更浓厚。有些人拿唐诗的标准来测量宋诗，说宋朝没有诗，这话似未免过火。宋诗也自有一种特殊的趣味，它的最大的长处在能写平凡景物，琐屑家常事，在平凡琐屑中见出情趣。这一点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不过就谐趣说，宋人似乎缺乏深刻沉痛，像《挽歌辞》《北征》诸诗中的谐趣似不多见。这些话自然只就大概说，免不掉粗疏的毛病，但是大致似如此。
我们现在可以用几句话来总束上文。诗在起源时就与谐有密切关系。凡诗都不能无谐，因为像一切艺术，诗不免带有几分游戏性去对付人情物态。但是谐易流于轻薄，而诗最忌轻薄，所以诗也最不易谐。诗中的谐趣可略分两种。一种是悲剧的，是“对于命运开玩笑”，是以“一笑置之”的态度对付人生的缺陷，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一种是喜剧的，偏从理智出发，拿乖讹丑拙来打趣取笑，比较容易流于轻薄的文字游戏。

　　《诗论讲义》：1933年老北大课程讲义面世，很有历史价值。从中可见朱光潜先生对诗学的深入思考，为其代表作《诗论》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朱光潜乃中国现代美学开山人物，真正的学界泰斗，对中国现当代美学发展影响深远。《诗论》是他写了一辈子的代表作，也是他非常重视的著作，这本讲义见证了他的诗学追求的起点。

　　本书虽然讨论诗学理论，却并不呆板晦涩，仍体现了作者一贯的行文风格，文笔流畅，鉴赏品评如行云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