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环境规制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研究 9787513085182 关海玲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当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产业结构迫切需要优化升级及国内国外双循环启动的大背景下，重污染产业的生存空间日益减小，环境问题引发的外部性问题呈现时空演化的特征，且全国各地区不同企业解决污染外部性问题的规制能力及对策存在一定的差异，空间演化的特征愈加明显，造成区域环境内整体竞争力的改变，进一步导致生产要素流动机制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产业空间分布演化。如何通过环境规制，在保证产业空间经济效率的同时兼顾产业空间的生态优化，成为实现绿色发展与产业空间优化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书以考虑企业异质性、更符合现实的“新”新经济地理学为基础，通过多学科交叉，将时空演化联系起来，探究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时空异质性对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的内在影响机制。这不仅可以拓展“新”新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及新结构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还能为环境规制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在污染外部性与环境规制双重因素影响下，分析我国政府部门应该如何通过制定更加健全的政策解决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角度出发，研究重污染产业绿色转型面临的困境及未来发展的动力,在此基础上从不同利益主体的角度提出促进重污染产业绿色转型的有效策略，对我国重污染产业摆脱产业链末端地位、实现绿色高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理论研究方面，现有的环境规制问题主要集中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框架的研究，忽略了空间因素。新经济地理学有关产业空间分布的研究未将环境规制纳入考察范围，更没有考虑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时空异质性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的内在联系。本书将“新”新经济地理学、新结构经济学及区域经济学等多学科相结合，深入研究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对产业空间演化的内在影响机制，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是在实证与应用研究方面，本书根据理论逻辑演绎及实证检验，在“新”新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及新结构经济学融合的视角下，从时空维度剖析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对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的内在影响机制，并通过对我国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为新常态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空间经济效率与绿色绩效的作用提供经验证据，明晰兼顾产业空间经济效率与绿色发展的环境规制修正机制与新路径，设计出通过环境规制提升产业空间经济效率与绿色效率的战略对策和实施细则，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而言，采用时间与空间演化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通过构建动态多维的理论模型，既考虑了企业、区域的异质性，也考虑了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的时空异质性，综合利用空间计量结构分析、地理空间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面板数据模型等多种方法，客观地估计了空间相关性，从而对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空间分布演化作出合理的解释。为降低模型偏误，避免内生性，综合应用时间序列分析、面板门槛模型、倍差法、地理空间统计等方法，控制正负外部性等因素，分析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的定量关系。
在本书付梓之际，笔者要感谢太原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领导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对笔者的关怀与支持。感谢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乔彬教授，从本书基于的研究课题的申报到研究细节的把控，无不倾注了乔教授的心血与汗水。学院同事给予了笔者许多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笔者的学生们，感谢武祯妮、董慧君、李燕玲、王玉协助完成本书结构的梳理、课题内容的撰写，感谢张华玮、赵宇婷协助进行文献检索、资料整理！
限于笔者的认知水平，本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从理论逻辑演绎及实证检验分析出发，在“新”新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新结构经济学融合的视角下，围绕环境规制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的内在机制，构建了演化博弈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厘清了环境规制、污染外部性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三者间的作用机理和作用传导途径，并提出了通过环境规制提升产业空间经济效率与绿色效率的对策。

关海玲，博士，博士后，国家访问学者，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山西省政协智库专家、山西省高级经济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应用研究，侧重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发展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课题8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SSCI源刊1篇，SCI源刊2篇，CSSCI源刊十多篇；出版专著3部。

第1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义

1.2研究内容与思路

1.3研究方法

1.4主要创新

第2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2.1文献综述

2.1.1国外文献综述

2.1.2国内文献综述

2.1.3文献述评

2.2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2.1概念界定

2.2.2理论基础

2.2.3机理研究

第3章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污染产业与公众的演化博弈分析

3.1模型的基本假设

3.2模型的构建

3.2.1政府的综合分析

3.2.2企业的综合分析

3.2.3公众的综合分析

3.2.4各参与主体的综合分析

3.3演化仿真分析

3.3.1政府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仿真分析

3.3.2企业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仿真分析

3.3.3公众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仿真分析

3.4结论

第4章 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产业的影响

4.1《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污染减排效应

4.1.1引言

4.1.2研究假设

4.1.3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4.1.4实证结果及分析

4.1.5异质性分析

4.1.6结论与政策启示

4.2《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4.2.1引言

4.2.2研究假设

4.2.3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4.2.4实证结果及分析

4.2.5进一步分析

4.2.6结论与政策启示

第5章 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

5.1环境规制、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产业集聚

5.1.1引言

5.1.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5.1.3模型假定与变量说明

5.1.4实证结果及分析

5.1.5结论及政策启示

5.2地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5.2.1引言

5.2.2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5.2.3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5.2.4实证结果及分析

5.2.5结论及政策启示

第6章 环境规制、产业空间分布与省际污染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

6.1概述

6.2机理分析

6.3实证研究

6.3.1变量选取

6.3.2空间模型设定

6.3.3全域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6.3.4局域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6.3.5权重矩阵的构建

6.4实证结果分析

6.4.1全域样本下的空间回归分析结果

6.4.2全域样本下的静态空间分解效应

6.4.3局域样本下的动态空间分解效应

6.5稳健性检验

第7章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7.1充分发挥政府环境规制的主体作用

7.1.1制定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

7.1.2选择合理的环境规制工具

7.1.3实行严格的环境规制制度

7.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

7.2.1借助市场激励机制发挥污染产业的主观能动性

7.2.2以市场调控机制提高污染产业的创新积极性

7.2.3通过市场强化机制实现对污染产业的监督

7.3充分发挥企业环保的关键责任

7.3.1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力度，转变污染治理方式

7.3.2完善污染企业约束机制，实现清洁高效生产

7.3.3高效利用企业内部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7.4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辅助作用

7.4.1加强环保规制宣传，提高社会参与程度

7.4.2提高公众环保意识，使其积极承担环保责任

7.4.3创新公众参与机制，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参考文献

后记

第1章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也逐渐引起广泛关注。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环境规制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研究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

1.1.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位次稳步提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几十年内，我国的环境问题便呈现结构型、压缩型和复合型的特点。

纵观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202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为87%，同比上升5个百分点，而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为1.2%，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在绿色转型的实践中，环境规制不仅会影响自然生态环境，还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就要统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建设“美丽中国”纳入“十三五”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从目标、任务到政策作出部署，确保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可见，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是党中央着眼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体现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国家号召社会各界积极探索“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生态环境之路，着力建成节约资源与保护生态并行的国民生态体系。此外，党中央提出必须从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的角度出发，逐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升经济发展的绿色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转型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实现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是通过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使企业调整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减少经济活动中的环境污染，最终达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起初，政府采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利用环境资源，这类环境规制称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运用一系列政策工具，如征收排污费，引导相关企业减少污染排放，这类环境规制称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之后，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日益提升，一些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并成为推动我国环境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这类环境规制称为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实质上是对企业生产活动的一种约束，从而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国外学者曾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污染避难所”假说，该假说表明污染产业在多数情况下会选择在环境规制力度较弱的区域生存发展。尽管这个假说现在仍有争议，但随着环境准入门槛持续提高，环境规制力度增强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一直呈上升趋势，政府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度也明显提升。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颁布了一系列环保法令条文，从立法、税收和投资等方面加强了对环境的治理，在此背景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必然会提高，其生存和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产业转移成为其发展战略的首要选择。与此同时，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提高了地方政府承接转移产业的积极性，但这一举措的实施很容易让地方政府落入忽视环境规制的“陷阱”，为发展地方经济，一些地方政府忽视了企业的超标排污。在短期内，污染产业的转移能为迁入和迁出的两个地区带来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将不可避免地给迁入地带来一定的环境隐患。因此，为了避免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政府相关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