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新书 学记智慧 9787209144049 姚淦铭

前言

篇一《学记》精蕴与价值

《学记》：古代教育思想智慧结晶

《学记》：《礼记》中的“教学论”瑰宝

《学记》教育思想之承继与发展

《学记》比肩《礼记》中经典名篇

《学记》与《中庸》教育思想

篇二《学记》劝学智慧

《学记》说学与劝学

《学记》学校建制与学程管理

大学开学典礼及劝学寓意

章太炎启蒙于国学世家

家训遗命与寡母课子

《学记》及古代劝学典故箴言

篇三《学记》思辨智慧

教学相长之总纲.

循序渐进之原则与方法

因材施教原则与方法

把握教学之“时”

学、思、行辩证关系

尊师重道之本质

师、学、友三维关系

“亲师”与“疾师”因果辨析

藏息相辅之辩证施教

辩证医案启迪读书智慧·

篇四《学记》教学智慧

“博喻”与“通方知类”

释“比物丑类”

善喻：弗牵·弗抑·弗达·

学之“疑”与“悟”

“习”之蕴含与方法经验

学之问：答问·发问·问题意识·

学之通：积学·博学·饱学

学之化：内化·点化·自化·

教师语言与教学风采

篇五《学记》为学智慧

大教·大成·大器

立志·继志·务本·

适才：情性与专业选择·

朱熹为学大境界·

方东美：优游于儒道佛哲之学术天地·

许倬云：学用知识与活用智慧·

王力：蛾术功深与熔铸超群

钱钟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

“钱学森图书馆”前的遐思

齐白石：源于自然与生活的“学记”

为学与生命智慧·

篇六《学记》书缘智慧

读书：天下第一好事·

勤奋执著的真功夫·

嗜书·刻书·抄书·校书·

藏书家与藏书楼摭谈

藏书洞·敦煌遗书·国家图书馆

读书方法采撷观览

《传家宝》之读书“药方”

篇七《学记》文脉智慧

三生花草梦苏州

无锡望族与东林书院

无锡国专与唐文治·

常州家族之学与学脉传承魅力

福州“三坊七巷”美富文脉

武汉琴台之记与思

港台学者：钱穆与饶宗颐

篇八《学记》原文注译

《学记》原文

《学记》注译

代后记

编后记

《学记〉：古代教育思想智慧结晶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当时出现了一批集中论述教育问题的理论著作，《礼记》和《易传》等一批战国后期儒家著作，从各个侧面对先秦的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作了十分全面而精湛的总结。从教育理论阐发的集中与专门化而言，在先秦论著中当首推《礼记》中的《学记》，它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教育智慧的启迪。

《学记》不仅汇聚了春秋时期私学教学经验，还论述了西周官学的教育体系、教育目的、作用、制度和学校管理等，已涉及与现代教育学中相关的一些基本范畴。“《学记》所记叙的教育和国家典章制度，一部分是西周时期建立起来的，另一部分则是伴以传说的夏殷时期沿袭下来的，所谓‘周礼’与“夏殷礼”。“夏股礼’经过周朝统治者的过滤，形成了相传的‘周礼’。”“《礼记》从其总体来说记叙“周礼’，不是记叙“秦汉之礼’。”（高时良著《学记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因年代久远，朝代更替，传闻有别，史书记载或有异，内容易有矛盾抵悟之处。《学记》有些内容记载，反映的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情景，到秦汉时期已是时过境迁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学记》产生的社会文化之历史渊源作简要了解，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学记》的思想内容，了解其教育教学的典章制度、名词概念、礼仪称谓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教育背景等问题。

一、上古教育之发端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从远古发端，我们仅能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探索。教育是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的社会现象，学校作为教育的专门机构，其产生需要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各种条件。中华文明对教育的认知并不落后，据古籍记载，我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后就有学校的雏形。我国唐虞以前的五帝时代（前2700）已有大学，称之为“成均”。最初见于《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玄注引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学。”《礼记·文王世子》：“以其序，谓之郊人，远之于成均。”郑玄注引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庠近是也。”后泛称官方设立的最高学府。

传说虞舜时代，学校曾是兼做养老、藏米之所，并已经有大学、小学之分。《礼记·王制》篇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股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是三代大小学制度，亦所以敬老也。国君时幸其处，会国老而咨询政治，于是有相见之礼，而礼乐兴焉。”这里传达出多种信息：其一，养老与老者向年轻人传授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知识相结合；其二，敬老，国君也要向老者咨政。体现古代的敬老传统：其三，老者已有国老、庶老之别，体现了最初的等级观念。养老的场所也有了区分，即形成所谓的“上庠”与“下庠”之名称。

因“养国老于上库痒，养庶老于下库”，最初之大小学校称谓亦由此而来。唐虞之时，在王宫左右有两种学校，上庠即大学，下库即小学。上库在西，下庠在东。这两种学校，亦见于夏商两朝，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夏则日东序、西序，以方向名之。商则日右学、左学。右学在王宫之西，左学在王宫之东，其位置与夏时适相反。此等学校，为王子、贵族与下层官员子弟而设。这些学校都设立于建都之地，大抵为贵族子弟人学。此外，国内尚有校、序、乡学与瞽宗等各种学校。以习射事则日序。商时之学，亦以序名。乡学则侯国四乡设之。瞽宗之名，始见于商时。瞽意目盲，指乐师。普宗，即为教礼乐之处。（参见郭秉文著《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又据《尚书·舜典》和《尚书·虞典》记载，在虞舜时已有了专门管理教育事业的学官。帝舜有虞氏设九官，其中有三官为掌管教育之职者。一命契为“司徒”之官，主管“五教”，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人伦之道也。二命伯夷为“秩宗”之官，主管“三礼”，即祭祀天（日、月、风、雷之类）、地（山、川、草、木之类）、神（祖先之类）。三命夔为“典乐”之官，掌管乐教。有研究者认为：“此学官之制，建立于尧舜之时，而夏商两代，沿之不替。非独建都之地，设有学官，即诸侯封域，亦间有之。可知吾国之学官，上古时代即已设立之，且为政府之职务，其建立之早，远在世界各国之前也。”可见我国教育传统根柢之深厚久远。

以上所述之古籍记载之内容，有学者认为多有后儒理想化或臆造的成分，不能完全信以为真。不过，“在原始公社末期，已有养老和祭祀天地鬼神的隆重仪式，并且已有比较固定的场所，则是可信的。这些仪式正是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手段，这种固定的场所正是当时的学校。”总之，“我国从原始公社制末期到奴隶制社会初期已经逐步建立起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到了商朝已有比较完备的学校。但学校的教育内容仍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结合在一起，一般文化知识的教育只有初步分化出来的趋势”。(参见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我国当时“政教合一”的特点亦由此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