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31-1937：动荡下的希望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王旸 著
• 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5-03
• 版次 1
• ISBN 9787509829127
• 定价 43.00元
• 装帧 平装
• 开本 16开
• 纸张 胶版纸
• 页数 383页
• 字数 350千字
• 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

【内容简介】

　　1931—1937年的中国，纷乱而动荡，却也在凝聚力量与滋生希望。它的前面，是军阀混战，各自为政，国家积弱，民不聊生；它的后面，则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六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怎样的浴火重生，那些走向未来光明与胜利的希望又是怎样顽强地滋生起来的？过往著述，大多对其间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对其中某一方力量着墨甚多，而对其他侧面语焉不详。《中国1931-1937：动荡下的希望》作者积多年的史料收集和挖掘，运用通俗平实的文字，通过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演进，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各自政策、主张和相互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及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线索、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分镜式描述，力图从更加全面、更为系统的视角，揭示那场恢弘壮阔的全民族抗战到底是如何打响的。

【目录】

序论
第一章突变与耻辱
一、日军开启侵华之旅
从“大陆政策”到日陆军省不断滋生的侵华冲动，从关东军试探性的冲突到九一八事变，继而占领全东北，炮制伪满洲国……日军从1931年开始了武装侵略中国的进程。
二、“不抵抗”之下的退却与耻辱
区区两万关东军何以在几个月之内轻取东北？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逃往关内。“不抵抗”招致了严重后果。为什么不抵抗？从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政府与东北地方当局的应对，或许可以追寻到客观的真相。
三、日军进侵华北与华北政局的更迭
东北军的“不战而逃”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东北沦陷之后，日军马不停蹄地兵指热河与关内，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塘沽协定》，主政东北与华北的张学良黯然下野，华北政局更迭，中国国内陷于动荡之中。
四、美英苏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远东政策
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打破了外国在华势力的既定格局。美英苏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美国采取“不承认”政策，英国采取“绥靖”政策，苏联采取“不干涉”政策，这些政策究其实质不过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视事态的状况“等等、看看”，再说而已。
五、国民政府在日军进侵下的应对
“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这是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
《塘沽协定》便是交涉的结果，这个结果便是妥协。妥协不等于投降，却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事实上对东北的放弃和进而出现的华北危局。而这一切是国民政府确定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使然。

第二章妥协与抵抗
一、抗日救亡与局部抗战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华民族并不缺少血性。日军侵华，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浪潮时时涌动。东北抗日义勇军规模虽小，但抵抗的枪声遍燃东北全境；十九路军在上海让日军明白中国军人不是只会逃跑；而长城一战更彰显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从此响彻中华大地。
二、日军侵吞华北方针的确立与华北危局
如果说日军占领东北没有遭到西方列强与苏联的强
硬反对的话，那么侵吞华北便不得不“小心谨慎”，因为与日本逐步形成的独占东北的局面不同，华北却是列强“利益均沾”之地。于是，日军通过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达到“不战而得”之目的。中国政局更加动荡不安。
三、英美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
从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此间，英美两国在日本侵华问题上，虽然未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但与中国的联系多了起来。毕竟，日本对他们底线的冲击与在华的巨大利益是他们不能不介意的。
四、国民政府谋求中日关系的改善
在得不到美英有力支持、自认为自身力量不足以与日抗争、国内又处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试图依靠外交政策，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但“广田外交”开展中央谈判与陆军悍然逼签“现地协定”并举，交替进行侵华的行为，打碎了中国政府试图改善中日关系的梦幻，使其由对日妥协而渐趋强硬与抗争。
五、特殊化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
日军对华北采取的是有别于东北的又一套侵略方针。“华北自治运动”即是这一方针的表现。其结果是国民政府的权力机构与中央军撤出华北。素来与国民政府抗衡的地方实力派被推到了主政华北的位置，宋哲元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前沿。日军计谋实现了，但忽略了很关键的一点：地方实力派也是中国人！

第三章苦撑与蓄力
一、日本侵华政策的继续深化
1935年底的中国正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而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的结局也并不完全如日本的初衷。这些情况迫使日本再次调整侵略华北的政策。“广田三原则”的推行与实施，毫无遮掩地显示其独立华北及中国的野心。
二、宋哲元集团在日军侵压下的妥协与抗争
冀察政权成立的背景有妥协的成分，其后也曾有妥协的举动，但这并不等于这个政权被日本利用或为日本左右。实践恰恰证明，这个政权不仅没有陷于对日妥协，而是在不断地努力摆脱困境，走上抗战之路。
三、中日就华北问题的交涉
从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底日本与国民政府围绕华北问题展开了谈判。这是日本妄图将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一种阴谋策略，也是一场占有与反占有、阴谋与反阴谋之争。国民政府在周旋谈判中，拒绝了日本的种种无理要求。
四、两广事件与宁粤纷争的结束
国民政府虽在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实现了所谓的“统一”，但离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地方实力派拥兵一方，各自为政；国民政府煞费苦心，逐一收抚。直至1936年的两广事件，才算结束了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由来已久的纷争，基本实现了国民党政权内部的统一。
五、增强国力之举
东北丢了，华北危机……日军灭亡中国的野心在太阳旗下张扬。不是不想打，而是知道实力不如人。况且，对于国民政府而言，还有“国家统一”的课题待解。在用妥协换取了日军武装侵略的步伐暂停后，便是用各种手段“清除”反对势力。同时，加快国家建设的步伐。积蓄力量，为对日战争作准备。

第四章希望与转折
一、共产党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日本的扩张战略威胁到中、苏双方的利益时，中苏关系的调整势在必行。由于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中苏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共关系。而对于国共两党，不管有怎样的“血海深仇”，经历过怎样的“兵戈相见”；面对外敌的进侵，兄弟毕竟是兄弟。为了家园，党派之争让位于民族兴亡。携手抗敌是应有之果。而为了这个结果，国共双方都在努力。
二、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与谈判
共产党人是中国的希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整合中国各种力量的最佳策略。也许从举起抗日大旗的那刻起，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三、地方实力派与国内的团结统一
作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第三种势力，地方实力派是一支不允忽视的力量。其政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中国政局的走向。虽参与“剿共”，虽与国民党中央争权抗衡，但在民族大义下，他们选择了“联共抗日”与“中央化”。
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在民族危亡的刺激和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影响下，以北平学生发动的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股浪潮推动着国内各党派与阶层在抗日大旗下聚结。
五、西安事变与一致对外
西安事变是中国国内政局转折的变点，这毋庸置疑。其重要性其实还可以延伸到：全国各党派阶层的空前团结；抗日成为中国唯一目标；蒋介石的抗战领袖地位被确认；中日之间的全面对抗已箭在弦上。
六、冀察政权“中央化”
作为与日军直接对话的前沿，冀察政权担负着“御侮折冲”之重任。既想保住自身的地盘，又不甘于日军的侵侮，只好在与国民政府的争长论短中维护自身利益，又在与日本的“虚与委蛇”中拖延其进侵的步伐。但当中国国内逐步趋向团结对外时，冀察政权选择了“中央化”。

第五章侵略与抵抗
一、大战前夕美英苏的对华政策
西安事变后，中国国内出现了团结一致共图抗日的新局面。同时，日本也在密谋与实施着新的侵华步骤。而中国为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作出的努力不断改变着“懦弱”与“不抵抗”的形象。对此，美、英、苏各国在对华问题上也相应表现出积极的倾向。
二、国共两党的抗战准备
西安事变让和平代替了内战，团结代替了分裂。中国政局结束动荡，走向新的开端。为应对日军的侵略，国共两党开始了抗战的准备工作。
三、日本确立新的侵华方针：“对华一击论”
1936年底中国爆发的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被日本视为“决定命运”的两件事。它不但宣告了日本既定对华政策的失败，也促进了中国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日本统治集团被迫自1937年初开始，进行“对华再认识”，再次调整对华政策。最终，“对华一击论”成为新的侵华方针。
四、宋哲元集团与卢沟桥抗战
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下，冀察政权也在做着抗日准备。当卢沟桥事变作为日军侵华的借口发生后，二十九军奋起抵抗，由此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五、“最后关头”与全民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蒋介石“庐山谈话”接踵而来。这是彰显中华民族不屈气节、不谓强暴的谈话。从此，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守土抗战，一场悲壮慷慨的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全面展开。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