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欲采蘋花不自由 古典文学理论 骆玉明 新华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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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采蘋花不自由 古典文学理论 骆玉明 新华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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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骆玉明

出版社福建鹭江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ISBN9787545913729

出版时间2016-03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

页数256页

字数139千字

定价45元

货号716_9787545913729

上书时间202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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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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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目录:

论 明中叶江南才士
祝允明:万事遗来剩得狂
中国月亮照外国
人的卑琐与
凝静之境
雄峻胜佳丽
人生须有梦
对儿子的期望
文豪做小官之苦
沉闷的人生
吴乡小景
心的遨游
面对女的困惑
历史的深处
唐寅:世上闲人地上仙
兴高采烈写市井
惆怅心
走向自由的文人
对侠义的向往
南朝诗风的重兴
桃花仙人
忍与不忍
唐伯虎与林黛玉
歌唱《莲花落》
贫贱者的高贵
生死之际
文徵明:满头尘土说功名
石湖清景
朋友之间
外力的驱迫
以美人写花的意趣
尴尬的功名
文士与渔父
诛心之论
雨·宋诗·文徵明
徐渭:不觉悲歌崩白云
刁悍尖湍之辞
长夜作鬼语
托物言志思奋飞
情意温绵忆旧人
颓放而倔强的艺术
人生未必求安
随想诗
纵论古史说名分
节妇的悲哀
多彩多情的世界
塞上和曲
酒与诗画
老来慕童真

内容简介:

骆玉明著的欲采蘋花不自由(精),谈论的对象是明中叶江南才士诗。明中叶时,江南城市在来说,经济很发达,思想很活跃,文学艺术也很早表现出新的趋势,其主要代表是人们通常称之为“才士”的一批文人,很有名的是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徐渭。本书通过选取有代表的诗歌和事件,展现了四人各自的基本面貌和丰富的时代背景,并集中体现了他们强烈的个精神和向往自由的人生追求,以及与压抑的社会之间的对抗。

作者简介:

骆玉明,祖籍洛阳,寄籍江苏建湖,1951年生于上海。1977年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与研究。著有徐文长评传(合著)、南北朝文学(合著)、纵放悲歌——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老庄哲学随谈、近二十年热点人物述评等;与章培恒教授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参与翻译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等论著,并负责各书之很后校定。发表专业学术数十篇,其余散见于中靠前地、、台湾各种报刊杂志的各类文章数百篇。

精彩内容:

人的卑琐与祝允明的述行组诗,共有五十首,作于三十岁。当时他已五次应乡试,都没有上举人(三年后中举,但再也没上进士),心情郁闷,便作了这一组诗自抒怀抱。第二十七首头四句是:大仪靡停运,百生岂淹息。丽天星汉度,附地虫鸟疾。“大仪”即太极,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指产生并支配天地宇宙的一种不可见的内在之物。“百生”即世间运动之物。这四句写宇宙运转不止,万物生生不息,群星和银河在天穹上时刻移动(“丽”是附着的意思),虫儿、鸟儿在地面上迅急地飞舞。诗人从至大和至微两方面写出整个天地宇宙的运动,浑浑灏灏,景象极其壮观。然后,在此背景上,写出自己的活动:把策诣有司,五往五见黜。“把策”,握着马鞭。这两句,不过是说他五次应试,五次失败,怎么也不能算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吧?作者却把它放置在无比壮丽的宇宙背景上,实在是很不寻常的写法。但是,如果知道祝允明对个人生命的看法,不会对此感到奇怪了。述行是组诗,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参照。这一首头两句是:“昔受皇灵命,结此轩奇姿。”意思说自己禀受了天地之灵气,生不凡之材质。还有大游赋的头两句是:“允明以为宇宙之道,于我而止矣!”和陶渊明饮酒:“遐览天地间,何物如我贵?”都是把自我视为天地宇宙间高贵、的存在。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本来有天、地、人为“三才”的说法(周易说卦),并且认为人是“天地之心”(礼记礼运),这比西洋古代哲学更重视人的地位。但是,在过去的历,“人”是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人的高贵与,表现在“人伦”,即人类的文明准则上。至于具体的个人,只是依附于“人伦”而存在,反而是渺小不足道的。到了明代,哲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谓“人为天地之心”,被理解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禀有宇宙间高贵的品质,具有无限可能。这是祝允明所说的宇宙之道,于我而止;天地之间,以我为贵。但是,“我”的高贵与,毕竟只是一种内在品质或可能,至于这种品质或可能是否得到实现,却受到环境的约制。回顾“把策”两句,是包含了双重意义:自我既是天地宇宙之灵,又是那么卑琐可笑,一次一次地什么可怜的举人,还是失败而归!以下此加以发挥:岩栖岂无尚,廛托病多役。钱刀坏心气,霜露损毛质。憔悴勿复言,流尘蒙白璧!虽然也有隐居的念头,但托生于市廛,有多种需求,有家室之累,怎么能够隐居呢?没有钱,使人心情变坏,各种各样的烦恼,把人折磨得衰老了(“损毛质”谓头发变白)。这样来看,人是多么卑琐可笑!但的,归根结底,“流尘蒙白璧”才是大的悲哀。“流尘”指岁月的痕迹,“白璧”譬喻人的内在品质。一个人所具有的高贵禀赋,不能在现实中得到实现,终将化为乌有。特别是祝允明,自视甚高,确实也有出众的才华,他是无法忍受这一点的。通常,中国文人在仕途不顺时,常表现出对世俗荣名鄙弃的高姿态。如西晋的左思,久在京都,无由闻达,宣称要“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咏史诗)。本是为世所弃,偏说有意弃世,气魄果然很大,却难有些矫情。这种自我安慰的办法,对祝允明没什么用。他不是没有自己的人格理想以及自我认定的道德追求,却不肯以此否定世俗生活,否定对物质与荣名的向往,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内心真实的,饰以虚辞,陷于可厌的“恶伪”,还不如承认自己的卑琐。再说下去,人的内在品质之实现,在具体的社会中,有具体的形态。在祝允明的时代,名利官位,都是一个文人自我肯定的条件。所以,这首诗中,他虽然空泛地承认了“岩栖”(隐居)是一种可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不愿如此的。和陶渊明饮酒诗说得更清楚:“士生之代后,于名本其情。”如果不做官,不能闻达于世,又怎么能够显示自己超群出众的“白璧”之质呢?这又是一个盾:追求名利使人显得卑琐,不追求名利又无法实现他的内在品质与可能。这样来读,此诗又显得颇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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