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宋:他们的宋朝 中国历史 孙健 新华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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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健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ISBN9787507551150
出版时间2019-05
装帧其他
开本16
定价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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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时间2024-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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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走出五代、底定帝国:宋太祖与宋太宗
一、皇位传递的“异常”与“正常”:陈桥兵变与烛影斧声/ 004(一)陈桥兵变/ 00440にb状あ大成大的2
(二)烛影斧声/ 008
(三)德昭与廷美之死:皇位传递回归“正常”/011
二、统一战争:由开疆辟土到守内虚外/ 014(一)“先南后北”的策略/014
(二)底定帝国 / 015
(三)由开拓进取转向守内虚外/017
三、政权的稳固 / 021
(一)杯酒释兵权/ 021
(二)废罢藩镇/023
四、文治之风的确立/ 025
(一)“欲武臣尽读书”与“宰相须用读书人”/026
(二)文治政策的确立/ 028
结语/ 030
宋代士大夫的先驱:时代转折中的寇准
一、十九中高第，弱冠司国章/ 036
(一)登科，得君眷顾/036
(二)任凌人，难处同僚/ 037
(三)未终其事的定策之功/ 039
二、左右天子为大忠:澶州建功 / 04100我主
(一)北敌跳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042
(二)左右天子，有澶州之幸/ 043
(三)定盟澶渊，开百年太/ 045
三、自矜，宦海浮沉/ 046
(一)“过求虚誉，无大臣体，罢其重柄，庇保终吉也”/046(二)率而行，到处树敌/ 048
四、危身奉上，佐国遭忧 / 050
(一)迎难而上，再回中枢/ 051
……
三、“舍昏立明”:皇权之争波澜再起/ 223(一)理宗之立/ 223
(二)济王之死/ 226
四、从联合到交恶:宋蒙战争的开始/ 227
(一)联蒙灭金:申雪百年之耻 / 227
(二)端入洛:宋蒙之间遂无宁/ 229
结语/ 232
亡身危国:贾似道擅权与南宋的灭亡
一、“不事行”的实务型/ 238
二、虚构的“鄂州大捷”与登上权力
(一)“鄂州大捷”/ 239
(二)“正位鼎轴”与整肃朝政/ 241
(三)南宋军事力量的独占/ 243
(四)权相政治的与“福华”迷梦/ 247
三、襄樊之战:南宋存亡的关键/ 249
(-)从川蜀到襄樊:蒙古战略重点的转移/249(二)战略的错位:襄樊失守与御体
(三)蒙元灭宋:南宋御体系的崩溃/254
结语/ 256
内容简介：
本书以宋代政治史为叙述主线，通过对赵匡胤、赵光义、寇准、狄青等政治人物的察，尝试呈现出宋代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如皇权的结构、士大夫政治、兴文抑武的国策、内政与外交间的互动等，以期通过对宋代的政治结构的了解，对宋朝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向有更深切的体认。在写作时，作者把人放在历史情境中观察，在拉长的时间线中解释他们所扮演的历史角和发挥的作用，因此能够在对人物进行相对客观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
作者简介：
孙健：北京师范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现任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研究院。主要研究宋代政治史、汉学。著有文献与学术：宋代典籍流传与欧美学界宋史研究等。
精彩内容：
谈及中国古代历的盛世，有人推崇汉唐，有人主张明清，“积贫积弱”的宋朝显然不在候选榜单之内。不唯如此，在很多人心目中，宋朝两次亡于异族之手，简直是屈辱的代名词。然而与国人的苛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白乐（etienne balaz）、谢和耐（jacque ger）等西方汉学家，却对宋代历史给予了很高评价。谢和耐注意到11—13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和学识方面的惊人发展，坦承在贸易、技术水、政治组织、科学知识、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欧洲都大大落后于中国。这种认识上的巨大反差，更使人们对如何看待宋代历史感到无所适从。从长时段的视角看，宋代是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它是集权发展的里程碑，六朝隋唐以来的贵族政治被所取代。政治下，皇位的传递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对于接续五代而立的宋朝而言，这一问题更有其特殊的敏感和紧迫。五代乱世，功利主义的盛行和“君权神授”观念的转淡，催生出“无人不思为天子”的社会心理；皇位传递观念也因客观环境的逼迫而发生改变，“多事，议立长君”成为时人的共识。宋太祖以“陈桥兵变”登上帝位，宋太宗继统也有篡位之疑，归根结底，它们都是五代传统的延续。但另一方面，随着步入长治久安的轨道，无论是源远流长的家天下的传统，还是现实的政治环境，都在要求皇位传递从五代的“异常”回归“正常”。武功王之、涪陵县公之贬死，是后人指摘太宗的两大失德之处，然而在道德批判的同时，不应忽略这两个举措背后的必要，宋太宗在新的历史关，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扭转了五代皇位传递的“乱象”，推动了历史的转折。从宋太祖、宋太宗身上，折出当事人走出五代、迈向治的挣扎与艰难。北宋末到南宋初，皇位传递出现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即由于禅位而形成的太上皇今上的二元结构。正如杨万里所说，皇权“非可共理之物”，这一结构带来的不是权力的转移，而是皇权的分裂。它给现实政治造成巨大影响。徽、钦二帝间爆发尖锐，错失出幸避敌的时机，父子双双沦为阶下囚。高宗的干预极大地削弱了孝宗的，孝宗不时感受到来自臣下的轻忽，在潜意识的作用下也偶尔流露出对皇权受到侵夺的不满。太上皇和臣子从两个方向挤压着孝宗的帝王心理，他既要突显自己的存在，又对大臣充满不信任，因此宁愿事必躬亲，也不以责任臣下。当孝宗想把类似的权力结构再移植到他与光宗的关系中时，再次导致悲剧的结局。光宗拥有更强烈的独占皇权的意识，在他心中，来自孝宗的压力，他自己要求独尊的意志，李后的挑唆，儒家伦理规范，数种力量一直处于激烈交锋中，给他带来毁灭的结果。孝宗与光宗的父子关系，终因太上皇今上的权力结构而被撕扯得四分五裂。五代乱世的根源之一是文武关系的失衡，武夫悍将左右政局，文教大衰。宋太祖奠定“文治”的政策导向，宋太宗进一步“兴文教、抑武事”，大量通过科举出身的文臣进入仕途，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寇准是宋朝培养起来的代士大夫的代表，他敢于挑战皇权，“左右天子”，其担当意识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正因有类似寇准这样的榜样作为先驱，宋朝士大夫才理直气壮地说出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豪言。王安石把宋代士大夫政治推向高峰，但他所主持的变法也使士大夫集团分裂为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彼此间的争论愈演愈烈，终致互相倾轧。哲宗、徽宗两朝政治为朋所充斥，数十年间没有任何实质有效的治国之政付诸实施。及至南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秉政，权相政治几乎贯穿南宋政权的始终，南宋的政治生态趋恶化，其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若以士大夫的自由度而言，宋代不但远超之前的汉、唐，也为其后的元、明、清三代所不及。思想的自由带来学术的发展，宋代士大夫不满汉唐学术章句训诂的刻板僵硬，认定能汉唐注疏，直接把握古代圣贤的“文”与“道”，他们向经典寻求治世和思想精髓，义理之学应运而起。宋代学术纷繁瑰丽，北宋的荆公新学、温公学派、洛学、蜀学、关学，乃至南宋的湖湘、金华、永康、永嘉学派等，相互辩难，推动中国学术走向另一个。诸多学派中，仅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以朱嘉为代表的道学显然超出同侪。道学群体并非专注于学术，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和社会使命，朱熹及其同道积极地参与政治，其个人命运随政局变化而起伏。经历了诸多动荡挫折，道学由边缘走向学术中心，朱熹也成为道学的象征，曾经歧出多元的道学转变为程朱理学，不但奠定了尔后六七百年中国学术思想的走向，而且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现代经济和社会建设中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士大夫政治伴生的是对武将群体的压制。“以弊之政，作立国之法”，是宋朝“祖宗家法”的核心原则，其中凝聚着宋朝统治者于五代乱世汲取的教训。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扭转了武人干政、兴亡以兵之势，消除了困扰中原王朝近百年的重大隐患。经过宋初几代帝王“兴文抑武”的努力，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发生根本转变，军功战绩不再是衡量人才高下、功业声望的准绳，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成。狄青的际遇折出武人在崇尚文治的宋代的生存空间和生存，也反映出宋朝立国体制的某些深层次弊端。终于从唐末五代的窘境中脱身而出的精英们，不断强化着文学至上的理念，巩固其得来不易的地位。他们希望地消弭军权对政权的威胁，继宋初实现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兵将分离之后，继续在制度上进行探索，至北宋中期形成以文臣为主帅、武将为部将的统兵体制。文臣为武将的活动范围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并经由制度的强化上升为意志，武将的生存空间趋逼仄。五代时期颐指气使的武人们不复其猛悍之气，不得不在文臣的轻蔑乃至侮辱下退缩避让，小心翼翼地仰人鼻息。久而久之，武将的心态发生变化，处处表现出谦恭无能的姿态，宁愿有过，但求无功，以“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这无疑是一种病态的政治氛围。宋室南渡，也带去了有关“祖宗家法”的集体记忆。苗刘之变、淮西兵变使高宗意识到将军事力量收归的紧迫和必要，岳飞之死则宣告南宋重回北宋以文制武的老路。宋朝所处的环境与汉唐时期相比已经大不相同，相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辽、夏、金都不再是附属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足以与政权分庭抗礼的少数民族王朝，因此与前朝相比，宋朝的内政和外交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北宋的国策随即转向消极御、守内虚外。澶渊之盟虽开创了宋辽间百余年的和局面，却在宋朝引发了“天书降神”“东封西祀”等一幕幕闹剧，“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及至南宋，的对外政策更明显地受政局波动的影响。韩侂胄为求自固，打着收复中原失地的旗号发动北伐，却丧生于杨皇后和史弥远借机发动的。对韩侂胄的政治谋杀，是以正其开边之罪的名义进行的，也意味着新的集体必须在政策上与韩侂胄反向而行，宋金“嘉定和议”由此达成。宋理宗之立和济王之死使史弥远与道学群体决裂，道学集团力主灭金、拒绝联蒙，史弥远愤恨之余，遂在外交政策上反其道而行之，一面与金维持不战不和的态势，一面与蒙古保持和好的关系。史弥远意图采用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使金、蒙互相牵制，可当金朝灭亡已成定局后，南宋再想置身事外已不可能，除了与蒙古联合灭金外，已没有其他选择。联蒙灭金申雪了赵宋百年之耻，在金朝灭亡的前夕，史弥远也走到人生的尽头。史弥远之死并不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终结，在后史弥远时代，渊默十年终于亲政的理宗急欲在南宋政治中打下自己的印记，备受史弥远压制的政治势力也要一展抱负，南宋遂展开以恢复中原为目标的“端入洛”。“端入洛”招衅纳侮，不但使南宋国力大损，而且带来一个比金朝更难缠的对手——蒙古。宋蒙间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南宋也走上覆亡之路。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早年间的历史研究重视个体，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多是重要人物的事迹，在西方影响深远的兰克史学也将政治人物视为改变历史的重要力量。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的消失。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人只是历史的泡沫”；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在知识古学中宣称“人的”，历史学家更加强调历史发展中非个人的、结构的因素。在笔者看来，两种倾向都不有之处，人和结构因素之间不应该是相互否定的关系，历史的发展有其长时段的、结构的因素，但并不否定人可以在其中自由、积极地发挥作用，两方面的结合才促使历史以那样的方式发生。因此这本书试图将人与结构因素结合起来，观察个体在结构当中所扮演的角和发挥的作用。本书以宋代政治史为叙述的主线，所选取的大多是两宋时期的政治人物，这是因为政治史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主干，能够为人们了解一个时段提供直观的印象。通过对这些政治人物的察，本书尝试呈现出宋代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如皇权的结构、士大夫政治、兴文抑武的国策、内政与外交间的互动等，进而能够对宋代的政治结构有进一步的了解，对宋朝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向有更深切的体认。历史研究并不是非此即彼，解析历史理应也必须有多种不同的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本书呈现的线索只是笔者从特定视角出发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认识，是否有其合理，仍有待于读者诸君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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