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制到民时:秦汉月令演变研究 政治理论 霍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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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制到民时:秦汉月令演变研究 政治理论 霍耀宗

34.3 4.3折 79.8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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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耀宗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3129578

出版时间2023-07

装帧其他

开本16

定价79.8元

货号711_9787203129578

上书时间2024-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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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目录:

绪论

章 月令流变的历史察

节 时间认知与月令源起

第二节 甲骨卜辞中的月令经验

第三节 《诗经·七月》与月令体例雏形

第四节 诸子对月令的思辨与设计

第五节 月令图式的成熟

第二章 月令的经学化

节 以时序政的传统

第二节 政治转折与诉求

第三节 月令的别样功能

第四节 博士制度的完善

第三章 月令与汉代政治改良

节 月令与汉代行政改革

第二节 月令与汉代法制损益

第三节 月令与汉代礼制变 

第四节 “因自然”与“顺天意”

第四章 农家月令发端

节 官府驱民趣时及弱化

第二节 豪强渐兴与循时役民

第三节 从王官时政到民间岁时

结 语

参文献



内容简介:

月令反映了先民对自然节律的把握,其源起和发展具有的客观必然。本书通过对夏小正诗经以及各种出土材料的分析,发现自先秦始,民众对月令的结和积累益深厚,官府“以时序政”的模式不断成熟,为月令被采择编入礼记,实现由诸子百家言向经学的跃升奠定了基础。作者进一步分析了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化,地方豪族兴起,他们组织依附民及族民,依时有序地开展农业生产和教育等,这种转变在四民月令中得具体而集中的呈现,一系列“地方岁时记”不断随之涌现。由此,秦汉月令实现了从“王制”到“民时”的演变。

作者简介:

霍耀宗,山东淄博人,中国史博士,山东理工大学齐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精彩内容:

绪论月令反映了先民对自然节律的认知和把握。自先秦开始,人们为了存续发展,便着力结时令经验,编撰了诸如夏小正诗经七月管子四时吕氏春秋十二纪等文本,并将其引入政治运作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月令彩的制度规范和政策律令。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吸纳整合,以礼记月令为代表的成熟月令图式终成型。它以天人关系为核心思想,依循自然节律对天子起居、官府行政、礼仪祭祀、实践以及民众生产生活进行程序化表达,强调“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1可以说,月令图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有效论述了天子与天意“合一”的可能与必要,为天子循天治国,进而实现天人合一,以及保障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律契合,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和参照标准。深邃的哲思、别样的体例、极强的工具推动月令在秦汉时期获得了突破发展。当天下一统已然成为社会现实,如何使四时合序,天地合德,成为备受统治者关注的问题。在不断尝试过程中,月令迅速引来时人的兴趣和关注。因此,戴圣编纂礼记时,便收录月令于其中,使之脱离诸子百家言而一跃为经学,并在以经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被统治者采纳和援引,改革礼制以承继天命,改良行政以体现天命,损益律令以保障天人合一,从而将朴素的“以时序政”,由“因自然”提升到“顺天意”的高度,为自身统治笼上一层神圣的意蕴,月令遂在汉政中留下了深重的影响。但是,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官府控制社会,驱民趣时的功能渐趋弱化,地方社会生产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由基层官吏向地方豪族的让渡,出现了带有月令基本特征,但以地方社会民间生产生活为中心的四民月令。月令在秦汉时期的这种演变,不仅体现了一种文本及其地位、影响的变迁,也涉及天人关系、经学与政治、秦汉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是察传统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月令中也包含有丰富的自然科学认知,在人与自然关系有些紧张的当下,这些对于正确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缓解社会盾,构建和谐社会,也可以提供的思路和借鉴,因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此外,秦汉月令研究虽然在前贤时哲的努力下,已经取得诸多成,但仍存在一些聚讼纷纭的疑问,而史学研究理念和方法的推陈出新,特别是相关出土资料的不断发现与整理,为辨析解答相关疑问,推动秦汉月令研究走向深化,提供了便利和支持。因此,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长时段的眼光,对秦汉月令的形成、地位的变迁、功能的演变、影响的拓展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察,显得很有必要。一、外研究回顾学界对于秦汉月令问题的研究,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热情,各种成果不断涌现。当然,在这其中,既有开拓创新之见,也有陈陈相因之处,既存在着共鸣,也不乏异议。概而言之,学界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辨析月令渊源流变月令的源起流变、成熟完善和经学跃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自汉以来,历代学者对此尤为关注,用力极深,不过,受研究材料、视角和时代等因素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见解莫衷一是,呈现治丝益棼之势。但是,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关乎全局,不容忽视。学界为此从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将月令流变问题解作几个方面,分别加以廓析,以期打破僵局。首先,对于月令源起问题,学界关注到月令意识与月令文本的差别,并强调意识的出现要早于文字文本。胡厚宣在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中认为甲骨卜辞中的四方和四方风,反映了殷人的时令观念,但这只是一种趋势和萌芽,相对系统明确的月令配伍制度,应当还未出现,通过与山海经尚书尧典比对分析之后,他进一步提出“从甲骨文山海经演变,直到尧典,才把东南西北四方和春夏秋冬四时明白地相配合起来”。1这一研究思路和观点受到学界的关注和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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