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理想时代——宋

序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 —世纪初的对话 ”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 ”；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 ”。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 ”。“面向大众 ”与“通俗化 ”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 ”，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说起“通俗化 ”，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 ”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 ”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是“面向大众 ”的，并且在“通俗化 ”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 ”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 8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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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回忆起吴晗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这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编纂。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作了大致的概括：突破“阶级斗争为纲 ”和“残酷战争 ”描写的局限，注重于阶层、民族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 ”和“否帝王将相 ”两个*的局限，注重于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 ”“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

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佐证历史。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部“丛书 ”的作者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常年立足于三尺讲台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有的还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教师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遇上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从中可以汲取*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一种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 ”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 ”，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 ”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正是应国家、社会之需要的图书。通过这套丛书，可以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奋斗精神，学习和借鉴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作者多是历史学博士、教授、副教授，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我认为这套书是很有特色的通俗化的学术著作。

邹逸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一套有特色的普及版中国历史著作，深入浅出，结构合理、图文并茂，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加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评说，对某些神话传说加以评论，附录内容除了通俗普及作用外，还大大增强了学术性和权威性。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非常好的，应该说切中了时代社会发展的脉搏。我国目前正处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因此，特别需要重视从悠久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在这方面这套书可以提供很好的帮助。

高毅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序一李学勤 / 001

序二郭志坤 / 001

导语 / 001

01大唐的遗产

五代的形势 / 001

契丹踏入中原 / 004

幽云十六州 / 008

02兴起：太祖、太宗朝

从夹马营到陈桥驿 / 014

杯酒释兵权 / 019

未完成的统一进程 / 022

太祖的兄弟关系及末年迁都之争 / 026

烛影斧声 / 031

终结十国与宋辽开战 / 036

“抑武”的制度保障 / 042

文治与科举、学校 / 045

03守成：真宗、仁宗、英宗朝

对峙的巩固与鼎立的酝酿 / 050

东封西祀 / 055宋夏战争 / 059

关南誓书与宋辽夏三边关系 / 064

宋的南疆政策与侬智高之乱 / 068

仁宗朝的军事形势与财政状况 / 073

04 争执：神宗、哲宗朝

因忧患而思变 / 079

“理财为方今先急”—新政的主要内容 / 083

“三不足”与“一道德” / 088

整饬军政与开边 / 096

翻云覆雨 / 102

05突变：徽宗、钦宗朝

“端王轻佻” / 109

开边的新成果与宋的幽云情结之泛起 / 113

辽的统治格局及其危机的产生 / 115

辽金战争与“海上之盟” / 120

北伐幽云 / 123

盟邦反目 / 126

*次围城和城下之盟 / 129

北宋灭亡 / 133

06中兴：高宗朝

逃亡 / 138

防线的重建与政权的重建 / 142

宋与伪齐的战争 / 148 

和战之间 / 153

和议与收兵权 / 156

达成和议的外部环境—“恢复”的困境 / 160

秦桧专权 / 165

完颜亮南侵与高宗之退位 / 170

07僵持：孝宗、光宗、宁宗朝

隆兴北伐与和议 / 176

金的政局动荡 / 180

“独断”与“近习”用事 / 184

两宫不睦与光宗“禅位” / 187

庆元党禁 / 195

开禧北伐 / 199

史弥远专权与理宗之立 / 205

蒙古侵金与宋金混战 / 207

08沉沦：理宗、度宗、恭帝朝

理宗的身份危机 / 214

李全之叛及宋失山东 / 218

宋蒙联合灭金 / 222

端平入洛与宋蒙战争的爆发 / 226

理宗朝的宋蒙战争 / 229

贾似道的时代 / 233

襄阳失守与宋之灭亡 / 239

厓山海战 / 242

09宋代政治体制概说

中央的权力架构与权力平衡 / 249

地方行政 / 253 

财政 / 257

科举 / 263

10宋代的经济与社会

工商经济与城市网络 / 269

城市生活—以开封为例 / 274

海外贸易 / 282

社会救济 / 287

11宋代的文化

理学 / 293

史学 / 298

宋词 / 303

科技 / 307

附录

附录一宋大事记 / 312

附录二宋世系表 / 319

附录三主要参考书目 / 321

结束语 / 328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在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诘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选择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的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对本段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 ”，意在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王的传承有所知晓；附录“历史地图 ”，在于对本段历史地理形势方位有个立体印象；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目的在于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 8月 19日

导语

宋朝（ 960—1279）上承五代，下启元朝，共历十八帝，以宋高宗赵构南迁为界，分为北宋与南宋。这个王朝历时达三百二十年，自秦代始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之后，宋为存续时间*长的政权。不过，宋迄未完全统一，先后有辽、夏、金等政权与它共存，各占据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便异乎寻常地复杂。在政权内部，将五代的尚武、动荡引向文治与安定的局面，是这个时代*引人关注的话题。这一转型是成功的。宋代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时期，尚文及安定，是其*主要的背景。合国际关系、国内政治与文化发展诸层面而言之，这个时代呈现于后人的，是一幅繁复而精致的画卷。

鉴于唐末藩镇林立、王室衰微、大权旁落，从而造成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历史教训，宋王朝的创建者当然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但在集权的举措上多所创新，其过程温和、渐进，很少使用暴力。宋太祖赵匡胤靠精心策划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起家，但在“代周建宋 ”的过程中，于百姓则“秋毫无犯 ”，于周之太后及幼帝，则能加以善待，这在此前历代，较为罕见，也奠定了宋政权的统治基调。之后就是以“杯酒释兵权”来消解禁军对皇位的威胁，逐步削去藩镇的权力以控制地方军队，从而实现“抑武”的目标。同时，以完善科举、重用文臣，来提高政权的民事管理能力。依靠崇文抑武稳定内政，宋成功地走出了五代的阴影。

但是，文治与武功难以并举，似是历代王朝的宿命。宋的内政固然稳定，对外用兵却一直不顺利，以致对并存的北方政权—先是辽，后是金，*后是蒙元—处于相对弱势。早在公元 907年，即五代后梁取代唐的同一年，居今内蒙古东南部的契丹族建立了辽政权，它借鉴中原的中央集权与皇帝专制，极大强化了内部凝聚力。至宋建国，它所面对的，是兼有中原王朝的组织方式和游牧族强大骑兵力量的新式政权，在它面前，宋占不到上风。双方为华北北端的幽云十六州进行四十余年断续的战争之后，终于在 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自此开始百余年的和平。尽管“不武 ”，但以此方式得到了“盛世”所需要的“太平”，也不能说不可取。

宋夏之间则是频频产生冲突。夏国由割据政权发展而来，其得以立国，本身就是宋的统一大业失败的证明。夏的自立、扩张与宋的统一欲望相对立，使两者在十一世纪发生多次战争。战事时起时歇，直至北宋之亡。辽夏之间的关系，与宋夏关系也有相近之处，夏割据与自立初期，受辽的保护，但同样以武力摆脱了被保护国的地位，与辽、宋并立而在形式上向后二者称臣。这种“三国鼎立 ”的形式，因辽希望在辽宋之间存在一个缓冲地区而得以维持。

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又灭北宋，将赵氏驱至淮河以南立国，旧有的平衡遂被打破。由于陕西是夏扩展疆域的主要方向，夏与失去陕西的南宋不再有冲突，改而与金纠纷不断。但宋、金两大国的矛盾，才是当时的主要国际问题。与宋辽关系相比，宋金之间远不和睦，金欲侵吞而宋欲恢复，由此引发的三个和议与三场全面战争，是两国之间不稳定关系的写照。不过这并不妨碍金以中原制度来塑造本身，引入三省六部制，行用科举制度，尊孔子为“至圣先师 ”，在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处处呈现“中原化 ”的迹象。作为北族而据有中原者，金政权亟需借用中原旧有的体制笼络汉人，巩固内政。而时日稍久，统治者自身也不可避免地“中原化”了。

身处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宋政权用尽各种手段，使境外的问题不至过于影响内政的稳定。在这一点上，它做得很成功。北、南宋各有很长一段时期，疆域主要部分较为安定，北宋超过百年而南宋近百年。这足以使经济与文化获得长足发展。譬如农业生产便有显著提升，政府主导新作物的普遍种植，并促进新农具的推广，以弥补人力与畜力的不足，此类政策很见效果，粮食产量与土地承载量得以迅速提高。这一点无法由产粮的数据直接推出，但可由宋初至北宋末的人口数量的剧增看出。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商业也有长足的发展，由此，商税的征收量与管理水平也同步提升，中国历史上商业法规《商税则例》因此诞生。世界上*早的纸币 —“交子” —也应运而生，以适应对通货的激增的需求。交子首先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四川盆地产生，由成都十六户富商发起。后几经变动改进，由宋政府于天圣元年（1023）设立世界上首个纸币发行机构，这成为世界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其中尤以城市平民为甚。长期以来，城市中的夜生活是禁绝的，城门按时启闭，城中实行“宵禁 ”。到了宋代，这一条成规被打破了。在大城市中，夜市直至三更，有的商铺通宵经营，至晓方散，称为“鬼市子”。作为娱乐场所的“瓦子 ”大量涌现，上演各种技艺节目。中国传统的市井生活，至宋代开拓出新的局面，绘于北宋末的《清明上河图》，便生动展示了宋代都城市井生活的片断。

与经济发展相伴的，是科技的巨大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对世界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有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得到完善且应用于实际生活中的。沈括著述的百科全书式的《梦溪笔谈》，记录了当时多项科技成就，他因此被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式的人物”。

宋代是文化自由而昌盛的时期，这也表现为当时私学大盛。基层的私学，如“私塾 ”、“乡学”，从事启蒙教育。达到较高水平、较大规模的，则成为“书院”。书院中不乏经学大家。十一世纪前期的胡瑗、孙复、石介，世称“宋初三先生”，各以经术教授门徒，门人各数百，一传再传，传播学术的书院四处散布，北、南宋各有“四大书院 ”之谱，有宋一代的文化面貌，为之改观。

宋代大儒朱熹，于创办书院一事，可谓不遗余力，成就卓著。孝宗淳熙六年（ 1179），朱熹知南康军，亲赴白鹿洞勘查书院遗址，并定议重建书院，作为自己讲学之所。次年春，书院建成，朱熹即日登台讲《中庸》首章。四年之后，朱熹又于武夷山创办“武夷精舍”，门徒云集，盛极一时，成为“朱子学”广布的重要基地。

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昌盛的时期，此说并不为过。而宋孝宗朝又是宋代学术*为繁荣且兼容并蓄的时代。当时，王安石的“新学 ”已广受学者抨击，但孝宗却反对“执一而废一 ”的不相包容的态度。而对于持论与“新学”颇为不同的“蜀学”，孝宗也表示赞赏，亲自为苏轼文集作序，以示褒扬之意。正是在孝宗朝，朱子学、陆九渊的心学、张栻的湖湘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叶適的永嘉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各学术流派一时俱起，并立当世。这个时期的学者阵容及文化开放程度，不逊于春秋战国。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等“南宋四大家 ”及著名词人辛弃疾，也活跃于孝宗朝的文学舞台上。而这一时期，又只是一个缩影，是三百余年有停顿、有起伏但未尝断裂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一段。

本书为“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之一种，作者余蔚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宋史学会理事，是国内宋史学界的青年才俊。作者精研宋史多年，长于宋代政治制度，又不为过去史学界一些“主流”观点所束缚，具有广阔、新颖的视野。本书描绘了宋代的政治变迁、制度设计、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而以政治史为主，将宋代历史分成兴起、守成、争执、突变、中兴、僵持和沉沦七个时期。全书十一章，如果算上综录宋代体制的一章，有关政治部分达到了九章，其他方面则相对简略，代表着作者眼中的宋代样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

在本书之中，作者对许多宋代历史上的重要问题，重新回到历史情境中进行同情之理解，与过去受意识形态、现实需求影响的史论颇为不同。比如，对于宋辽宋金和议、熙丰变法、高宗收兵权杀岳飞等事件，没有站在片面的爱国主义立场进行解读，而从宋代的历史和当时实际的效果中予以评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些内容与视角，可以为普通读者提供新的看待历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