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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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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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雪峰 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81185
出版时间2017-05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49元
货号1201513830
上书时间2024-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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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主要著作有《新乡土中国》《村治的逻辑》《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等。
目录
一 谁当村干部：能人、狠人与富人
富人治村与村政的开放性
富人代表人民
鲁中的富人治村
发达地区的贿选
苏南村干部的由土变流
陕西眉县的富人治村
赣南村干部的收入
村干部收入与职业化
村医村教与村治
负担不重的人成为中西部村治的中坚
农业型地区村干部的演变
二 村庄政治与农民参与
无公德的个人
为什么会出现刁民
讲理与讲狠
维稳不能回避矛盾
鲁中土地调整与村庄善治
开会形成村民共识
三 资源下乡与农民参与
以工代赈的问题
土地整理中的农民参与
转移支付应注重农民参与
财政资源应该如何下乡
清远农村的资金整合
村级债务是村治的溃疡
无核的乡村，转移支付无法救生活力
四 村治的制度探索
小政府与便民服务平台的悖论
小概率事件与基层治理的困境
利益越多乡村治理的制度就越复杂
中西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监督机制
幸福村落建设的秘诀
基层治理必须简约低成本
苏南的能人治村与中国村治的几种类型
上海的乡村治理：
在西部与东部之外的村庄类型
五 村治的社会基础：阶层、派性、宗族
农民分化如何影响村治
从乡村利益共同体到分利秩序
征地拆迁催生派性政治
贫穷的村集体不能承担村治之责
赣南的宗族力量与村治
清远农村的自治下移
鲁中的小亲族与村庄政治
六 村治的动力
中国村治模式必须多样化
内生与外生：两种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
上级与下级：责权利不对称分配问题
基层创新造就中国奇迹
内容摘要
《治村》通过大量实地调研，探讨了当下中国诸多重大而迫切的乡村治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案。
当前中国乡村，乡村政治规范、基本社会秩序、土地利益分配、村社集体功能、乡村共同体塑造、财政资源使用、自给自足经济与互联网下乡等方面都在遭受挑战。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出现空心化和萧条化的同时，也发生着剧烈的经济分化。乡村治理中滋生出贿选、富人治村、刁民化和社会排斥等等问题。
作者贺雪峰强调，在乡村政治、资源下乡、土地权利、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要根据中国国情和各地实际情况展开多元探索。探索的核心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让农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治村》涉及治理乡村的诸多问题，依据大量一手资料，集作者近年研究之大成，是该领域研究的一部力作。
主编推荐
乡土、农村问题一直是公众舆论关心的热点。 作者为该领域的著名学者，以《新乡土中国》《回乡记》等引发社会热议。 《治村》书中涉及的诸多问题颇具话题性：贿选、刁民、乡村政治无序、阶层分化等等。
精彩内容
前言富人代表人民？在沿海一个乡镇调研，发现县人大代表选举竞争十分激烈，不仅普遍出现了组织安排候选人未选上的情况（即将组织安排作为替补者选上去了，体现组织意图的候选人却落选了），而且经常出现没有列为正式候选人却在另选他人栏得票当选的情况。最激烈时，全镇甚至有1/3的体现组织意图的候选人没有选上人大代表。有了这样的惨痛教训，在以后的人大代表选举中，乡镇在推荐正式候选人上就十分谨慎。激烈竞争人大代表是否意味着农民政治意识突然觉醒了，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权利？显然不是，而是当地的富人希望能当上人大代表，以获得一个好听的名义，以及有与富人身份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全镇最近一届县人大代表有14人，其中县乡干部2人，一个是放在本镇选举的县委副书记，一个是时任镇人大。村社书记主任5人，社区干部1人，全镇优选企业的出纳1人，企业家5人。企业家当然是富人，当选人大代表的5个村社书记主任无一不是企业家，因此，全镇14个人大代表，有10个是办厂经商的企业家，或者就是老板。该镇本届政协委员有13人，政协委员是不用选举而是按界别推荐的。除镇委副书记和宣传委员是列席政协会议的委员以外，另外11个政协委员，无论是通过经济界推荐上去，还是农林界推荐上去，当上政协委员的几乎都是企业家，是老板，是富人群体。当然，其中最多的是既当老板又当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者。在一个更发达的乡镇调研，也问到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构成。让人意外的是，从全镇10个人大代表到县政协委员竟无一个村干部。倒是有几位村支书是县党代表。问及原因，是这个镇为工业强镇，镇里规模以上企业（年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有200多家，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这些企业家为主。本来村干部也大都是办厂经商的富人，只是村干部往往只是中等规模企业的老板，还达不到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需经济规模的级别。既然由乡镇产生的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主要是办厂经商的老板，可以想见全体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构成中富人所占比例肯定是极高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首先是一种身份，其次是一种荣誉，最为重要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是一种权力。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每年“”都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县政府每年要向县人大报告工作；县人大有权力监督政府部办委局；人大政协的提案，政府部门必须认真对待；人大政协还可以对政府工作进行满意度的打分；当然，政府官员还要由人大选举；政府任命的部门负责人要由人大批准；人大代表可以对政府部门进行质询，等等。当县政府要向报告工作时，当代表的提案政府必须答复时，当政府负责人必须由人大代表选举时，当政府部办委局必须要由人大进行是否满意投票时，以及代表可以质询政府官员时，基本上是由企业家等富人群体构成的成员就会对政府报告和政府行为产生压倒性的影响，政府报告和政府行为必须要反映这些企业家的预期，满足这些企业家的感情，代表这些企业家的利益，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施政就会变成对企业家利益的回应，这就从某种意义上，真正占人口大多数的一般群众的利益无人代表，所以就无法被政府工作所回应，人民的政府也因此面临变质的危险。有时候，有些人会说人民代表大会在政治生活中作用没那么大。但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富人希望借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获得政治地位，扩张人脉关系，占据更加有利的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位置，从而想方设法乃至通过贿选来当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最终地方人大和政协几乎都是由办厂经商的富人组成时，这个人大和政协就可能对地方政治悄悄地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如果继续无视这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构成上的巨大改变，而只是在体制框架下面加强人大政协的权力，中国政治的走向就可能出现问题。后记基层创新造就中国奇迹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具有极强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能力。从动力的角度来看，不同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成为其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谓“锦标赛”体制的激励下，全国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各尽所能，从而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并因此创造了中国奇迹。从能力上讲，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无非是两条，一是招商引资，二是项目落地。能否成功招商引资，又往往与项目能否顺利落地有关。项目能否顺利落地需要有体制性力量来支撑。中国地方政府具有极强的让项目落地的能力。正是项目可以顺利落地，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创造了条件。具体地讲，任何一个项目的落地都需要进行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都要涉及复杂的利益调整，都会遇到因为土地不可以移动所产生的钉子户。如何顺利征迁并有效应对钉子户？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有以下一些体制和机制性力量在起作用：，责权利的不对称分配，即越是基层，责任越大，权力和利益越小。正是责权利的不对称分配极大地激发了基层进行体制、机 制创新的能力。第二，基层体制的创新，比如通过设立片长、联村干部、工作组、包干、约谈、进度公示等等来激发体制活力。第三，通过任务包干制来调动村干部积极性。具体就是，在县乡—村—村民的结构中，县乡将任务和利益打包到村，由村干部来负责完成任务同时获得利益。村干部是村庄熟人社会的一员，这种包干制实质上就是让村干部有了剩余索取权。县乡默许村干部为完成任务而从既有结构的灰色地带获取利益，且鼓励有能力完成任务的可能涉黑的狠人来当村干部。其中第三是村级权力的运作。基层治理中，项目落地最后要落到村里，因此村级权力及其中的利益博弈就很重要。但总体来讲，中国奇迹的主动方面在基层治理体制和机制方面，在前面两个方面。其中关键的方面是责权利的不对称分配。二我们通常会说，中国现在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一天一个变化。这些变化不是等靠要来的，而是实践出来的。尤其是城市建设和项目落地都要涉及利益调整，而凡是利益调整都必是极其复杂的事情，利益调整必然引发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就是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2015年暑假到浙江省宁海县桃源街道调查得知，桃源街道共有98个工作人员，管42个村社。我们感到震惊的是，2015年，小小桃源街道竟然有80多个县级重点建设项目，加上之前的跨年度县级重点项目，桃源街道同时有140多个县级重点建设项目正在进行中，所有这些重点项目都实行责任制，无论是由县领导牵头负责还是由街道领导牵头负责，主要的落实人和责任人都无例外地是街道，所有重点建设项目都设立了项目建设工作小组，有专门的组长，由县和街道领导兼任，有小组成员，由街道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兼任。桃源街道总共98名工作人员，同时负责140个重点建设项目，这样小的政府是如何来完成如此巨大数量的县级重点建设项目，并摆平理顺其中复杂的利益关系的？这就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街道为什么要承担几乎是无限的重点建设项目任务的责任？访谈中得知，所有项目都有责任人，且所有项目都有建设进度计划和项目完成时间，不能按时完成任务，项目责任人是要受到处分的。与几乎是无限的必须要完成的责任相比，承担项目责任的桃源街道的领导以及具体负责所在项目建设任务的责任人却可能只有十分有限的权力和资源。按时顺利完成项目任务一般没有奖励，不按时不顺利完成项目任务则必有严厉惩罚。也就是说，在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时，普遍存在责权利的不对称分配：在基层，责任是无限的，而权力和利益则是有限的。责大权小利少。街道必须充分调动所有资源来完成任务，想出各种办法来完成任务。第二，街道可以想出的办法首先就是进行制度创新，组成各种各样的结构来适应上级任务的要求。桃源街道首先将所有街道干部分成四个大的工作组，每个工作组负责若个重点建设项目，大组下面再设小组，每个项目都有小组负责。其次是充分依托街道下面过去在42个村社所设片区，充分发挥片区的作用。再次是在每个村设一名“联村干部”，由“联村干部”协调村干部参加到各个相关点重点建设项目的工作中。这样，街道加村干部，就创造出了各种各种的适应性的结合，以有效地调动可用资源来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按时顺利完成。第三，机制方面的创新。为了按时顺利完成任务，各种重点建设项目的责任小组都会在机制上想办法。机制上想办法，可能违规，却不一定违法，在各种灰色地带进行机制创新。比如，征地拆迁中遇到钉子户，就找到钉子户的各种关系，包括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来做工作。如果钉子户的兄弟姐妹在政府部门工作或拿财政工资，这就好办了，就可以再协调县里的相互部门找到钉子户的兄弟姐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做钉子户工作。有些地方甚至会要求必须做工作让钉子户答应拆迁，否则就不要来上班。这样的连带责任当然没有道理，但地方政府可以说，你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或党员，就有为国家分忧的责任。这话有点似是而非，却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再比如，建设重点工程，一户钉子户不愿拆迁，就妨碍了工程进度，其中一个办法是制造出事故，比如工程车“不小心”碰倒了房子，并且地方政府支付比一般拆迁户更高的补偿，其中原因是工程车“不小心”碰倒房子时，房子里还有家具没有搬出来，受到了损失。这个时候很少会有房子被碰倒的钉子户不接受补偿。既是无奈，也多得了补偿，算是顺水推舟。在巨大的责权利不对称分配压力下面，在已经优选化了的体制创新条件下面，为了完成任务，基层政府就会在灰色地带进行大量的机制性的创新，这些创新一旦被实践证明有效，就会极快地传播复制，就成为了强有力的基层治理能力的来源。正是这些灰色创新空间的存在，而使中国基层治理能力的弹性极大。转型时期，灰色空间的存在十分重要，如果所有事情都依法治理，所有事情都透明公开，转型时期的各种利益纠葛、复杂矛盾，就永远不可能摆得平理得顺。 三在责权利不对称的情况下面，基层要完成几乎无限的责任，就必须在机制方面进行创新，这种创新都是在灰色地带进行的。灰色地带的创新，运气好的话，任务完成了，什么麻烦都没有留下来；运气一般，任务完成了，麻烦事情有一点点；运气差的，任务完成了，麻烦一大堆，甚至出现了引起严重社会后果的麻烦；当然，运气最差的是，任务没有完成，麻烦还有一大堆。在巨大责任压力下面，既然完不成任务就会问责，那就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完成任务要在灰色地带创新，就可能引发负面后果，甚至出现了群体性事件或发生了人命案，比如出现了自杀的情况。出现了这样大的事故，这样的“创新”当然是不成功的，也是要被问责的，典型的就是当事人受到处分。相对于完不成任务肯定会被问责，还不如去创新试一试，这个创新当然是有风险的，但也有可能冒了点险，却完成了任务。即使没有完成任务，或冒险造成严重后果，也不过是被处分。与其百分之百地被问责，不如可能因冒险或创新失败而受处分。上级当然是不愿意下级去乱冒险的，机制创新不等于冒险。因此，上级就必须通过问责来对创造或冒险失败进行控制。问责是必须的。下级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出了问题必须受到处分。正是必须完成任务及尽可能降低创新引发问题的权衡，使下级在完成任务、控制风险及如何创新上进行仔细考量，只是胆子大是不行的。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责大权小利少的下级都具有极强的学习其他人在机制创新经验的积极性。同时，上级也必须要求下级在完成任务与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衡，而不能一味加大压力。万一出了事故，上级也必须保护这个冒了风险的下级，不然，其他人就会寒心。保护的办法是政治下、经济上，或调换工作岗位。上级要求下级完成任务，下级为了完成任务而在创新中出了问题，点子低没办法。上级则一方面要“打”，一方面要“保”。“打”就是处分，处分是台面上的和政治上的，“保”是台下的和经济的。只有保而没有打，或保过了，下级就会过于冒险，过于冒进，搞出很多恶性事件来。不保护，下级就没有动力去创新去冒险，来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正是“打”与“保”的平衡，使责权利不对称所激发出来的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保持在高水平和高质量上。众多的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就使中国基层几乎是不可思议地完成各种“天下难事”，可以让各种项目建设顺利展开，从而最终创造了中国奇迹。所有自上而下的任务最终都要在基层治理中与群众面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上而下的责权利的不对称分配使基层在巨大的责任压力下面，在边缘地带灰色地带进行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且这种创新的成功经验会极快地复制传播，而成为全国性的经验，从而在基层治理上形成了静悄悄的革命。因此，中国基层治理几乎是完成了其他任何体制都不可能完成的压缩现代化的动员与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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